要害詞：夏承燾
夏承燾1929年4月8日日誌，記收到梁任公師長教師家眷信，“師長教師嘗謂兵士逝世于疆場，學者逝世于講座，竟以身驗斯言矣”。
瞿禪日誌的特別之處，仍是處處顯出詩人的本質，坦白敘寫心情。《夏承燾日誌全編》在年月上比析出的學詞日誌往前與往后都有延展，收錄諸多未刊詩詞，另有很年夜的研討價值；對其精力世界的揭橥，尤其光鮮。
近人日誌不乏時光跨度較長者，如顧頡剛日誌（1913—1980，首尾68年）、周作人日誌（1898—1966，首尾69年），這與作者的年壽、日誌的存續中斷以及保留狀態有關。早先收拾出書的《夏承燾日誌全編》，始自平易近國五年，終于1985年也即夏師長教師去世前一年，首尾70年幾不曾中斷，近代學人日誌中可謂罕有其匹。
實在只是單論年限，意義并不年夜。夏師長教師日誌在學術方面的主要性，三十多年前就已浮現。80年月《天風閣學詞日誌》的收拾面世，為那時學界的盛事之一。20世紀多詞學大師，但像龍榆生的百萬字日誌全無保存，夏承燾日誌卻年夜部門得以完全地留下，尤顯可貴。不外夏師長教師日誌全貌畢竟若何，一向隱而未彰。7年前在樂清舉行的夏承燾師長教師研究會上，筆者傳聞吳戰壘師長教師的女令郎吳蓓密斯在收拾日誌手稿，便一向等待能睹全帙。現今出書的十二巨冊，年月上比析出的學詞日誌往前與往后都有延展，舊時期完全的學術與生涯世界得以清楚地浮現。
據夏師長教師自述，與晚清很多學者一樣，他作日誌之效仿對象，“㤅伯（李慈銘）、復堂（譚獻）及周自庵（壽昌）諸家之作，斐然在前。不敢云企看前修，日不中斷，聊以習恒罷了。”（1926）“習恒”并非純真為記事或修身，也是“為己之學”之重復練習訓練。
與陳寅恪、胡適、吳宓等平易近國初元前后留學國外的學人比擬，夏師長教師的出發點并不高，甚至可以說絕對落后。他出生于小樹屋通俗的溫州商人家庭，家道貧寒。五四那年他二十歲，任教于小學。“小學教員謀一地位，似同登天。”（1919.4.18）多年后仍有感歎：“來歲忽已三十，我其終為一鄉一邑之人乎。”（1928.11.1）有興趣向1對1教學上，卻逡巡不前，這一早年經過的事況和錢共享會議室穆頗為類似。錢穆比夏承燾年長五歲，執教小學十年有余，執教中學則有八年；夏承燾亦有十年以上的小學、中學教導經歷。他和錢穆一樣，經由過程自學得以拾階而上。“自思今朝學問，得之舊日黌舍間者甚少，年夜半乃自修得來，可知學問非主動不成。”（1923.4.21對1教學2）早年雖從學張、林鹍翔，心坎依然感到“少無名師，此生平年夜憾也”（1929.4.15）。20年月他曾短期在東南年夜學任國文講席，受聘時髦且“自度學殖猶缺乏自負，擬辭不就”（1925.4.23），返浙后仍在寧波、嚴州等地傍邊學教員。一向到1930年，才因邵祖平的推舉，在之江年夜學任教。偶合的是，他任教之江的這一年，恰是錢穆受顧頡剛推舉、進燕京年夜學任教的統一年。改聘燕京，錢穆自認“為余個人工作上另一年夜轉進”。回想夏師長教師經歷，之江亦是其人生之主要轉機。他開端體系地從事詞學考證已有兩三年，但在詞壇上年夜放異彩則是在之江任教以后。從治學途徑上說，二人早年均受《文史通義》的影響較深。錢穆肇端由《孟子》《墨子》始，進而至其他經史典籍；夏承燾則由十三經進手，二十歲以前簡直通讀記誦年夜半，詩學方面的進門較早得益于《隨園詩話》等。
20年月后半期，他的唸書已急轉直下。1927年日誌開端呈現專精為詞的自我鼓勵。
新文明活動中的經史考證是顯學，從諸子到古史，烜赫一時。夏承燾自我期許不止于詞學，是專注于這一範疇仍是另作拓展，多有遲疑。他對宋史尤有愛好，可是否舍此就彼，委決不下。1934年，他已有興趣“改治宋史，以十年精神赴之”（1934.3.24），下一年又自寬“枕上思能成《詞學志》數十卷，亦足不朽，不用騖高遠治宋史”（1935.3.3）。有時似覓見前途：“以面前我所喜好之物，為極全國之至美善，同心專心力而注之，皆能成學問、成工作。”（1937.2.3）有時又覺“徬徨邪路，心意甚亂”（1940.8.28）。筆者僅舉其于宋史前后考量之一端，夏師長教師對本身能否終生從事于“文事之末”，反復而不克不及定奪，可見他的性情較為專注并且謹嚴。“生平善尋思，每當默坐孤棲時輒回想舊事或料想未來”（1920.6.14）。這一性情也主導了他的人生選擇。
日誌是對小我史的體系記載，20世紀的學人日誌多留下對激變中的世界新穎而直接的反映。那時的一個命題是在年夜時期中，故紙生涯能否仍有興趣義。張星烺1924年12月致信陳垣：“全國年夜亂，救逝世不暇，遑論學術。”時局繚亂中對心坎的搾取，是一種廣泛的體驗。1928年，“閱時人一文，怵于世變之日亟，抑抑不歡。十年以后，不知復有吾輩危坐唸書日否。”（1928.12.29）此語無疑成讖。時局漸緊，更覺年夜患之將至，1935年7月：“內憂內亂這般，而予猶坐讀有益于世之詞書，問心甚疚。愿欲一切棄往，讀顧、孫、顏、黃諸家信，以俚言著一書，期于世道人心得裨補萬一，而結習已深，又不忍毅然舍往。”此等襟曲于日誌中再三浮現。抗戰迸發后，夏師長教師先是隨之江年夜學遷進上海，其后轉進浙年夜龍泉校區。國難之下，是持續其冷漠工作，仍是對國度有所“靖獻”，顯見墮入憂虞而不克不及往之。然也不乏安然剛決的時辰：“濁世之學，但求自能自力耳，固不在張脈僨興也。”（1941.12.26）王汎森曾剖析夏承燾“治學”與“應世”的牴觸，指出“夏氏的牴觸實在是一個時期‘新’‘舊’兩種學問立場的牴觸”。
戰時輾轉流亡，精力嚴重，同時感觸感染到劇烈變更的時期對學術生涯的逼壓，是一代學人面對的年夜周遭的狀況；就小周遭的狀況而言，終年沉淪于故紙工作，憚于體弱，也罕見憂生之嗟，則是另一種受迫的人生實錄。日誌中罕見有“苦體弱，精力不支”“小病遂這般疲苶，體弱可慮”等語。在智識與“衛生”之間若何獲得均衡，體弱者也支出了良多日常的盡力。訂正與吟詠、唸書與攝生分辨作何設定，老是懸而未決，時常形諸筆端：“自發奄奄無賭氣，總由看書過勞，敝精耗神所致。”（1923.1.9）唸書人讀此應能會意。
學人的精力窘境在那時是廣泛的，瞿禪日誌的特別之處，仍是處處顯出詩人的本質，坦白敘寫心情。吳蓓在撰寫媒介時已指出，日誌的一些文字“是極精美的游記小品，可進明人堂奧”。寫景狀物方面的翰墨并非玩賞性質，而是融進學人的生涯。除早年任教西安、暮年遷居北京，抗戰時代長久地在上海任教之外，夏師長教師的年夜半生都生涯在浙江，他的生涯世界也與杭州、嚴州、龍泉、雁蕩等地的景致融為一體。與日常景致作深切的溝通，表征之一是愛漫步。近代學人中，瞿禪可謂記錄漫步最多的學人之一。此外，之江年夜學在地輿上很是優勝，他在執教七年后，依然感嘆“樓前萬綠填山，凌晨鳥聲滿耳，之江真足迷戀”（1937.5.11）。從嚴州東湖、西湖到杭州錢塘江干、孤山再至雁蕩，所至之佳山川無不是其詩情的淵藪。“自慚行跡似東坡，處處隨身有西子”，身之蹤影與詩思之綰結如影隨形。
漫長的學人平生中，來往范圍之廣，友朋情感之深，亦可不雅可感。夏師長教師曾自述出學詞日誌的初志即“師友訓迪，不成忘也”（1941.5.30）。七十年日誌，背后宏大的交游圈也有清楚的頭緒。
先輩學者中，他與朱彊村、吳梅、金松岑、張爾田、冒廣生、夏敬不雅等終年通訊會商詞學，并有詩詞唱和。20年月初，他已經林鐵尊向朱彊村呈過詞作，朱彊村對其多有夸獎。作白石詞考據時與吳梅訂正樂律，吳梅許其為治白石詞第一人。與一流學者交通方面，他在二十幾歲、學術漸成熟時代已有足夠的認識，亦幹練靈通。例如日誌曾提到有撰寫中國粹術年夜事表的預計，欲修書就教梁啟超，但終極“與師長教師并世，竟未一面，真孤負矣”（1929.2.21）。僅此一語，足見其求師請益心思的急切。
在溫州、嚴州任教時，身邊有吳鷺山、謝玉岑等老友；在杭任教時，與其頻相來去的友人包含龍榆生、唐圭璋、錢基博、鄧廣銘、郭紹虞、任中敏、程千帆等，均是那時文史學界的中堅氣力，在杭來往之先輩學者有馬一浮、黃賓虹等，旦夕相處之同事則有王季思、徐震堮、任銘善等。
日誌中描繪的學人群像，如1932年4月17日于杭州見顧頡剛：“午后再詣頡剛，肅客殷勤，姁姁如老嫗。以其辭吐樸訥，尤覺悃愊可親。”見周予同，“其人辭吐、豐采皆好”（1928.1.6）。和鄧廣銘的來往從30年月開端，連續半世紀之久。鄧廣銘箋注辛詞比他早，他是以自發廢棄，“此君唸書能識高心細，傾想無已。”（1937.3.29）多有這種同病相憐的正人之交。早年日誌還顯示，客陜時他與中共傳怪傑物董健吾、與后來成為公民黨要員的王陸一等亦有交往。平易近國教導界不乏各類傳怪傑物，人緣際會有所遇合，讀之風趣。
近代學人日誌既有興趣在“學”方面下功夫，“學”的范圍若何，零碎或體系的私家瀏覽史，也頗能顯出自己的興趣，從李慈銘、王闿運到后來的金毓黼等，都有“學”的詳細展現。夏師長教師用新的學術方式治學，已闊其堂廡。關于他的詞學成績學界已談得較多了，實在他對同時期的文史結果以及新文學也相當熟習。對新文學包含譯介文學的興趣，在那時從變亂典研討的文史學者中并不罕見，呂思勉就曾自稱“于新文學最無愛好”。但夏師長教師一向親密地追蹤關心新文學、本國文學。
日誌之所認為信史，也是在于有性情、感情等完全界質的投射，令撰者之面孔更直不雅平面。讀平易近國粹人日誌，我們多能感觸感染到作者的氣質各別，如顧頡剛的憂郁和敏感，吳宓的感情易于沖動等等。夏師長教師身上更多的是敦樸溫雅，不掉高朗之氣。他善于自省，經常自責“自發對人終欠和氣溫順”（1923.6.2）。甚至著書立說也需求反思，“好著書，由名心作怪，不克不及堅持坦蕩之懷，思逐日看《朱子集》數篇滌洗之。”（1940.10.20）。他畢生堅持和易樸實。每獲稱贊，或將愧恧寫在日誌里。“潭秋箴予‘深邃深摯有余，明快缺乏’，其中予病。”（1931.2.10）記載友朋之針砭，既是晚清日誌的遺留，也是自發的人格磨礪。
關于其小我生涯，此次出書的日誌全帙亦有大批表露。例如記錄其初戀顛末，早年與比鄰的錢氏蜜斯相悅，后因兩家家道不偕而未成。家中為其娶的老婆游淑昭多病，亦似鮮能懂得其人生志趣，“內人謂予十年以后如仍碌碌教書，誠為不幸，實在有何不幸。”（1939.2.19）但五十年間，仍與老婆相濡以沫，暮年老婆往世后才續娶吳無聞師長教師。在無情義之完美人格方面，瞿禪亦屬完人。
杭州雖非京滬那樣的學術中間，但平易近國的三位詞學巨匠夏承燾、龍榆生、唐圭璋都在江浙滬一帶，來往頻仍，學術積聚更形深摯。錢穆曾描述30年月的北平“世局雖艱，而安和黽勉，各自埋首，著作有成，興趣無倦”。夏師長教師背后宏大的學術交游，亦是20世紀上半期學林世界繁密來往的寫照。而日誌所勾畫的移步換形的新世界，還包含平易近國初元的溫州，20年月的西安，三四十年月的杭州、上海，以致80年月的北京學術圈等等。日誌全編收錄的夏師長教師諸多未刊詩詞，另有很年夜的研討價值；對其精力世界的揭橥，尤其光鮮。
“記憶是一種表示已經存在而此刻已不存在的事物的才能”（保羅·利科語）。在抗衡遺忘方面，日誌能夠是最主要的載體之一。讀夏師長教師七十年所記，尤感世事之縱橫與時光自己帶來的轉變。暮年所記，亦有可貴的汗青價值。最后，我想引1932年夏師長教師在浙年夜的演講中所引《維摩詰經》經句作為本文的停止：“高原、海洋，不生蓮花（華）；卑濕污（淤）泥，乃生此花（華）。”夏師長教師講的是若何在憂患中悟得人生之真義，從其平生經過的事況來看，實則接近于夫子自道。
（作者單元：北年夜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