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中國新文學年夜系》
一、“三十年月”與“八十年月”的相遇
1983年，當75歲高齡的趙家璧回想其出書生活時，本身27歲時集結諸名家編選的《中國新文學年夜系》，還是其平生中最了不得的成績。于是因應上海文藝出書社《中國新文學年夜系》影印本“重見天日”，趙家璧寫作長文《話說〈中國新文學年夜系〉》，以汗青當事人的成分回想五十年前的編輯顛末。對于他來說，人生的暮年恰逢“新時代”，自我的性命經歷借助時期睜開而發生更多活氣，不得不說這是一種榮幸。
《話說〈中國新文學年夜系〉》終極頒發于《新文學史料》，但是“史料”的“破土而出”，往往有賴于實際的號召和內涵的熱忱。換言之，有兩種氣力驅動著趙家璧寫作此文：一方面，作為《年夜系》的直接當事人，本身有義務將往昔過程從頭講述，這是其見義勇為的任務；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學”在“新時代”的回回，自己就是“撥亂歸正”的應有之義，是1980年月解脫“封建”、“走向古代”的文明縮影。“今之視昔”的書寫行動帶有自我性命的追隨意味，這是誰也無法取代的；但1980年月的中國，也異樣需求《年夜系》為這個國家的重生重塑“古代”品德。
趙家璧曾于1957年頒發短文《編纂憶舊——關于中國新文學年夜系》，文中提到：“束縛后，良多人提出把‘中國新文學年夜系’重印。我以為原版重印，似無需要。”緣由在于“明天的讀者能夠還不知聚會場地足于讀像‘中國新文學年夜系’那樣的全集，而請求了解一下狀況‘五四’時期出書的完全的底本”。另一方面，《年夜系》發生于“帝國主義的侵犯戰鬥，公民黨的重重阻攔，私營出書社間不共戴天的競爭，以及私營出書社外部爭權奪利的牴觸”的“舊社會里”，已不合適中華國1對1教學民共和國的邏輯運轉。時光離開1983年，趙家璧卻改口說：“我不用作什么願意之論，再說重印‘似無需要’等話了”，由於當今“嚴冬過盡，陽光普照，文藝原地，春意盎然”，無須煩惱無事生非。《編纂憶舊——關于中國新文學年夜系》寥寥千余字，而《話說〈中國新文學年夜系〉》長達三十頁，從篇幅也可看出，趙家璧此時顯明聽任了回想的權力，因沒有內在阻力來壓抑抵達曩昔的筆頭。當所“憶”之“舊”從頭取得汗青意義，并借由“明天”這一時光裝配煥產生機，“舊”亦向將來投射出值得鑒戒的參照。正因這般，《話說〈中國新文學年夜系〉》成為研討者探尋《年夜系》甚至古代文學史的主要文獻。
直至本日，研討者仍更追蹤關心“史料”對應的時期，而非“史料”發生的那一剎時。詳細到趙家璧此文，古代文學研討者從中孜孜以求的乃是《年夜系》的詳細編輯經過歷程，今世文學研討者則更淡然視之，并不以為其在1980年月的文明、思惟頭緒中施展有分量的感化。不外，趙家璧沒有忘卻本身寫作的初志，除回想“三十年月”，還無為《年夜系》的續編工作作宣揚之用：
此刻這套《中國新文學年夜系》（以下簡稱《年夜系》）十卷本，不單早由上海文藝出書社影印平裝再版刊行，並且比來該社正在總編纂丁景唐引導下，積極停止續編二十卷1927—1937的任務。全書分實際、小說、散文、雜文、陳述文學、詩、戲劇、片子八個部分，已約請周揚、巴金、吳組緗、聶紺弩、蘆焚（師陀）、艾青、于伶、夏衍撰寫各卷導言，也附《史料·索引》。這部續篇包含的時代，恰是那時我們稱之謂“第二個十年”的。
在文章開頭處，趙家璧對行將到來的續編不無等待：
這些續編，都是我們昔時所殷切渴望著有人來做下往的。時隔五十年，這些新文學活動的可貴遺產，在黨的引導下，正在有組織地分期分批地做好收拾、編選和寫序任務，這將在家教國際外產生必定的影響，並且確定會遠遠超越三十年月《年夜系》的東西的品質。這是最足以告慰于九泉之下的蔡元培、茅盾等先輩作家的。我在這里，真摯祝愿上海文藝出書社早日成功完成此項光彩義務！
只是，等待與祝愿時常失，趙家璧也不破例。直到明天，人們記住的還是1935年良朋版《年夜系》初集。自1984年起陸續出書的第二編“1927—1937”、第三編“1937—1949”，甚至溢出“新文學”范疇的第四編“1949—1976”、第五編“1976—2000”，并未被付與更多的文學史意義。例如，陳平原以為《年夜系》在1980年月的“續命”，只能算“畫上了并不非常完善的句號”。之所以不完善，“就由於第二至第五輯《年夜系》的編者，雖也竭盡心思，但其程度及影響力最基礎無法與第一輯比肩。……趙家璧之后的《新文學年夜系》，基礎上是率由舊章，談不上有多年夜的發明性。但這是全部國度的認識形狀、文明思潮、出書體系體例、編者目光、讀者需求等決議的，沒有人能‘力挽狂瀾’”。劉勇亦認定“這些后來的文學年夜系的建構都是不勝利的，未能較好勾畫出中國文學的全體格式和框架，反而顯出混亂、煩復的毛病，或是資料齊全可是缺少特色和清楚的頭緒梳理，無論在成績仍是在影響上都無法與第一個十年的年夜系相提并論”。黃子平則用“虛擬的持續性”界說《年夜系》的一系列續編，但也認可，續編“距良朋版有半個世紀的時光空隔，此中激發的文學史困難很是豐盛”。此后雖未見黃子平再往處置該“文學史困難”，不外這一提醒依然對明天懂得《年夜系》續編開啟了新的契機。
當“新時代”的古代文學研討界從頭樹立起以“三十年”為汗青標準的權衡尺度時，在1980年月“浮出水面”的“第二個十年”，即第二編《中國新文學年夜系：1927—1937》（以下簡稱“滬版續編”），便擁有了別樣闡釋價值。珠玉在前，初集過分刺眼，1980年月昌隆的古代文學研討，未把留意力投在與學科同時并進的這套有關新文學“第二個十年”的年夜型叢書，似也可以懂得。換言之，這是一個有關“重返八十年月”的題目，是今世汗青演進的浪花與回響。“古代文學”需求在更切近的視野中獲得審閱，并由切近強迫出縱深，這是兩個汗青時辰的巧遇供給給我們的奧妙。古代文學的汗青圖景由1980年月的常識構造中發生，用楊慶祥的話說，即“本日之古代文學的基礎格式可以說奠基于1980年月的一系列話語模子”，在此形構中，“古代”被高強度地“賦魅”和“縮小”。但在汗青化的根究與發掘里，此前未予與聞的文本資料，將會供給新的懂得方法。
二、噴鼻港若何續編
依據趙家璧的回想，在初集編輯時續編即提上日程，但因抗日戰鬥的迸發而流產。夭折的續編沒能應時發生，成為無法補充的遺憾。蔡元培在初集總序中，曾對1930年月之后的中國許下等待：“盼望第二個十年與第三個十年時，有中國的拉斐爾與中國的莎士比亞等應運而生啊！”趙家璧在《話說〈中國新文學年夜系〉》里援用該句，進而供給了一個要害的汗青信息：
翻印《年夜系》的那家噴鼻港出書社于一九六八年又搞了一套《中國新文學年夜系·續編1928—1938》，也是十卷本。在他們的《總序》的最后一段話里，竟然把上述蔡元培為一九三五年良朋版《年夜系·總序》里所表現的主要希冀，接了曩昔，自稱為是蔡序《年夜系》的繼續者，在海內漢學界中形成了凌亂。法國漢學家保爾·巴迪，對這部所謂“續編”，還有微辭；國際學者更不會等閒認可這種自命的繼續。我作為《年夜系》的主編者，有義務作此聲名。
趙家璧語氣嚴格，對這套1968年在噴鼻港出書的《中國新文學年夜系續編》（以下簡稱“港版續編”）的不滿呼之欲出。他概況上不滿于莫名降生的港版續編試圖僭越“正統”、混淆黑白，現實更為焦炙的是被別人“及鋒而試”，完成了本身早已假想，但因時期之故延宕至今的出書計劃。不外也從正面提醒，這套不著名的港版續編，有需要成為我們察看滬版續編的主要參照。現實上，邊疆文學界及研討界對港版續編著墨未幾，只存有零碎記載。從記載的反映來看，不明就里占盡年夜大都。1975年5月7日，在初集編輯時助力趙家璧甚多的茅盾，在致葛一虹的信中迷惑于“《中國新文學年夜系》續編不知何人編纂”。即便博學、靈敏如陳平原，亦不知“以‘噴鼻港文學研討社’的名義影印重刊這套《年夜系》，且依其編製編選了1928—1938年間的新文學作品，題為《中國新文學年夜系續編》”的“噴鼻港的有心人”是誰，只留下一句“那些假名的編者至今無考”。而趙家璧冷漠、強硬的論述，也未賜與讀者更多關于港版續編的信息。是以，在對滬版續編切磋之前，須對港版續編停止一番收拾。
1968年5月，噴鼻港世界出書社刊行十卷本《中國新文學年夜系續編》，匯集由噴鼻港文學研討社編選的1928—1938年的新文學作品。港版續編共十集，分辨為《文學論爭集》《小說一集》《小說二集》《小說三集》《散文一集》《散文二集》《散文三集》《詩集》《戲劇集》《片子集》，各集均有相干導言，導言作者順次是藝莎、常君實、黃河、尚今、君實、嵩山、豫夫、南海、石橋、藝莎，總序作者為譚詩園。導言作者年夜多以假名示人，出書媒介說明其緣由為“原來每冊編者姓名，應當分辨註銷，以示慎重，但今時今地，似乎仍是不刊為宜”。“今地”喻指噴鼻港，“今時”則為火白色的1968年。之所以招致無法將編者項目公之于眾，緣由是“文革”在中國際地的產生，不只已使續編中收錄的作家承受悲涼命運，更因反動狼煙已在噴鼻港舒展，而有能夠連累編者、出書者的安危。媒介這般描寫編輯經過歷程：“最后決議，分在三地——東京、星加坡、噴鼻港停止，于是開端匯集材料，選定每冊的編者，材料集中寄港，加以收拾后，再分寄三地編者編纂，編好后，陸續寄港排版，這任務我們前后做了四年之久。”在港版續編排印之際，編者心坎“佈滿了高興和不安：高興的是，這件艱苦的任務，終算完整給戰勝了；不安的是良多選文的作者，都有著分歧的際遇，和分歧的周遭的狀況，和四年前年夜不雷同了，這長短我們所能預感的”。
假如輕信這真摯的表述及其背后艱巨的過程，并以此為線索，在三地之間逡巡彷徨，終極將會掃興而返。港版續編的出書之難實其實在，但是若要懂得其難，則更需求下一番工夫，由於當事人有關“這件艱苦的任務”的論述，曾經掩蔽了真正的產生的汗青狀態。此番“難上加難”，使得我們不只無法從趙家璧那里直擊關鍵，甚至也不克不及從港版續編的出書媒介中取得些許真知。今朝學界僅見陳國球《〈噴鼻港文學年夜系1919—1949〉總序》一文，曾揭明該叢書出書情形。陳國球提醒：“編纂的重要任務由在年夜陸的常君實和噴鼻港文學研討社的譚秀牧擔負；但是兩人之間并無直接聯絡接觸，無法相互照顧。另一方面，二人各因所處周遭的狀況和視野的局限，所能采集的材料難以周全。在年夜陸政治活動頻繁，忌憚甚多；在噴鼻港則資料散落，籌措不易；再加上出書經過歷程并不順遂，即便在噴鼻港的譚秀牧亦不克不及親睹全書出書。”因同情體察全部出書經過歷程的艱苦，陳國球以為港版續編雖難說完善，但仍能闡明“噴鼻港的文明空間的意義”以及“承載中漢文化的方法與成效”。
陳國球的研討掌握到汗青的真正的面向，即港版續編由分家北京、噴鼻港的兩位編纂協力完成，新加坡、東京僅為出書社的“虛晃一槍”。身在北京的編纂是《小說一集》和《散文一集》的導言簽名作者常君實，在噴鼻港從事收拾、編選、出書任務的則是“藝莎”，真正的姓名為譚秀牧，當時在噴鼻港文學研討社附屬的出書機構擔負編纂。1982年，譚秀牧曾于噴鼻港《星島日報》連載漫筆《我與〈中國新文學年夜系續編〉》，從小我角度回想了港版續編的出書出處；2012年，譚秀牧在其收集博客表露包含常君實手札在內的更多細節，此中提到“1960年月，在國際的常君實師長教師，編纂了中國新文學活動的第二個十年期（1928—1938），名為《中國新文學年夜系續編》，似是作為第一個十年期的延續篇”。但由于各種晦暗不明的緣由，“常君實師長教師編的‘續編’，送到噴鼻港文學研討社來的，只要小說、散文、詩歌、戲劇等共八冊”，缺掉史料與實際兩卷。于是譚秀牧“自作主意”，舍棄史料卷，增添片子集，用筆名“藝莎”承當起剩余兩卷的編纂和導言撰寫義務。
據譚秀牧公然的2010年常君實致羅瑯的手札，常君實自述在1960年月，噴鼻港世界出書社司理陳衛中“很想出書1928年后這套書的續編作品，陳師長教師給中國消息社引導王紀元（中新社第一副社長）和副社長吳江，請在國際請人來做這項續編的任務，吳江就請我來做這項任務，我當即做起這件事”。常君實頗有巨大的打算，意欲續編三十卷，包含“續編一：1928—1938”“續編二：1939—1949”以及“補編1917—1949年”。他從1964年開端發稿，到1965年6月編完“續編一”十卷并撰寫各集導言，最后“由中國消息社蓋上公章包好寄往噴鼻港”。至于“續編二：1939—1949”，在他編完四卷后，“文革”的迸發致使任務自願中斷。早在1987年，《國民日報》登載對常君實的采訪。在訪談中，他向記者流露心跡：“我是1952年調到出書社后開端編書的。先編了十卷本的《中國新文學年夜系續編》，昔時魯迅師長教師等編了1917年至1927年那一段，我接下往編了1928年至1938年那一段。本來想持續編下往，后來因“文革”就停了……”可以說，昔時趙家璧未完成的夙愿，簡直由常君實一己之力完成；也和遭受戰鬥的趙家璧相似，突如其來的社會變更令常君實措手不及，并使手頭的任務戛但是止。
假如說港版續編由常君實一手籌辦，那么其人其事的隱而不彰，反倒顯顯露學界視野上的盲區。據材料顯示，常君實有能夠是“中國編書最多的人之一”，“留下的文字數以億計”。他于1920年誕生，河南原陽人，曾用筆名石橋、黃河、南海。抗戰時代在東南聯巨匠范學院進修。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北京《新平易近報》編纂，國民出書社三聯編纂室編纂，《中國古代作家作品研討材料》叢書編委，《雜文報》參謀。在作家文集出書範疇，曾擔任編纂《張恨水選集》《唐弢文集》《郁達夫自選文集》《鄧拓選集》《吳晗選集》《廖沫沙選集》，此外還有《中國古典文學叢書》《臺灣古代文學叢書》等二十五套叢書，也曾為噴鼻港特區和西北亞列國華裔編撰年夜、中、小學語文及汗青、地輿講義十余套。常君實宏大的任務量既為諸多作者編織出由作品構筑的人生，也給從事文學研討的后來者打下最後的基石。
除卻編纂任務，常君實亦有大批文學創作問世且被留意到，例如《中國新文學年夜系：1937—1949》散文卷二收錄其《玄武湖的春畫》，《中國新文藝年夜系：1937—1949》散文雜文集收錄其《衛輝河畔的晚照》與《改進年夜鼓書——談高原鈞的快板〈水滸〉》。在《國民日報》別的一篇對其編纂生活的全體速寫里，點出常君實“原來可以成為詩人、評論家、學者，但他甘愿為別人作嫁衣裳，為了編書而廢棄了本身的喜好”。
此外，查閱常君實手札中說起的中國消息社相干資料，又絕不不測發明他的身影：
中新社創立初期，臺灣公民黨政權出書的各類冊本基礎占據了噴鼻港和海內華裔的文明、藝術、教導讀物市場。1954年，中新社由王紀元擔任，以噴鼻港中國通信社名義，在噴鼻港陸續辦起由中新社供稿的《鄉土》《教導月刊》《良朋》《幸福》等刊物。到1960年，中新社在噴鼻港樹立的出書刊行機構已有4家信店、3家畫報社和7種期刊。……1958年1月至1966年6月間，中新社還委托國際資深編纂常君實師長教師為海內華裔後輩編寫讀物，近10年間，先后編寫了文學、汗青、年夜中小學語文講義等合計5000多萬字，打破了臺灣教材及讀物金甌無缺的局勢。
綜合上述資料，應能斷定常君實雖身在北京，卻一向在為噴鼻港文明工作從事編纂任務。他于1965年基礎完成續編，此時間隔“第二個十年”被定性為“文藝黑線”構成部門的“三十年月文藝”還有一兩年時光。比及港版續編正式出書的1968年，“三十年月文藝”早已成為需求被“廢除”的“科學”。大量昔時從事反動文藝的作家、常識分子遭遇“反動”的反噬；被常君實竭力保存的他們的作品，只能在噴鼻江緘默而堅強地傳播。在“嚴冬過盡”之后、上海文藝出書社意圖“再續前緣”之時，不惟有“新時代”的涌動氛圍鼓舞著滬版續編破土而出，不只是顯在的傳統即1930年月良朋版《年夜系》初集對其“敦促敲打”，作為1960年月“北京—噴鼻港”艱巨互動的產品，港版續編也是其潛伏睜開對話的汗青存在。“三十年月”“六十年月”與“八十年月”的融合碰撞，恰是擺在我們眼前亟待闡釋的“文學史困難”。
三、“工程”背后的源與流
“凌亂”“微辭”“不會等閒認可”，趙家璧對港版續編的評價盡不算高，同時也給人一種因不清楚而加劇的冷淡語氣。不外現實并非這般。即便常君實對于大眾再默默無聞，身為編纂家的趙家璧也不會掉往專門研究的敏感，從而真的疏忽同業的支出。1981年11月23日，趙家璧在致馮亦代的信中講述了熟悉常君實的顛末:
從北京回來已近仲春，不知你邇來忙得若何？此次在京，由范用同道的先容，熟悉了常君實同道，本來港版《新文學年夜系續編》是他一手編寫的，並且此刻還在搞三篇、四篇。據他說一向是在黨（經由過程僑委和中國消息社總編纂吳江同道）的引導下停止的，至今還在干。比來，他又把編寫顛末，寫了一封長信給我（這是我在京時請求的），才使我豁然開朗。我記得曾為文在《唸書》上批駁過這種“不正之風”，本來不是噴鼻港的出書商自動搞的。我對此其實不克不及懂得。據常告我，他未得分文港幣稿費，此刻“三聯”也是姑且工。我這個鄉間人其實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這位吳江同道你必定熟習的吧。你能否可以告知我一些現實情形。由於我預備寫一篇較周全、體系的回想《年夜系》的出書史話，勢必觸及港版的續集，難免會發些怨言，你看應若何對的對待？
假如沒有此封手札的公然，那么僅憑趙家璧的回想文章，我們決然不知背后還有這般復雜的糾葛。從終極頒發的“出書史話”來看，趙家璧依然保存了“怨言”的部門，想來在正式下筆前，馮亦代已處理了他的心坎迷惑。因此，上海文藝出書社的《中國新文學年夜系：1927—1937》，可以順遂地解脫實際掛念和汗青累贅，在“新時代”為此前被貶為“三十年月文藝”的“第二個十年”正名。
滬版續編由上海文藝出書社社長兼總編纂丁景唐擔任，趙家璧擔負參謀。在其陳說的出書緣起里，因“文革”時代對“第二個十年文學遺產”的燒燬，以及文壇先輩的前后在世，丁景唐起首誇大了“挽救史料、搜集收拾史料的主要性和緊急性”。所幸的是，“新時代”初期對古代作家文集和文學活動、論爭、社團相干史料的從頭收拾和出書，都為滬版續編供給了賴以支持的文獻基本。同時，在領導思惟和編選準繩上，既要“消除‘左’的思惟攪擾”，又要“在確立反帝反封建的作品占主導位置的條件下，兼收各類門戶、作風的代表作品”。丁景唐說：“只要當瞿秋白、潘漢年以及馮雪峰、丁玲、艾青、胡風等政治上作了徹底平反，才幹公平地編選他們的作品。”而在另一方面，還頗為謹慎地“誇大用汗青唯心主義的目光，腳踏實地地編選了周作人、林語堂、杜衡（蘇汶）、穆時英等人的代表作品，我們并不因這些后來的變更而疏忽了他們在那時的影響”。也允許以說，假如沒有1980年月“文明同一陣線”的恢復和“汗青題目”的解綁，那么滬版續編想要到達均衡而有分寸感的處置，將是異常艱苦的。
1935年良朋版《中國新文學年夜系》之所以成為古代文學學科史上不成繞過的存在，與各集主編的參加、介入互相關注。換言之，并教學不是《年夜系》所收錄的作品有多主要，而更在于“留下了作為‘過去人’的前驅者所帶有的自我審閱特色的評論”，即胡適、鄭振鐸、茅盾、魯迅、鄭伯奇、周作人、郁達夫、朱自清、洪深、阿英等“新文學”的“威望人士”為各集寫下的導言。滬版續編為凸顯正統“血脈”，于是在1982年12月，丁景唐趁赴京列席全國出書任務會議和中國出書任務者協會成立之際，特地造訪夏衍、聶紺弩，請其為片子集、雜文集作序；接著又探望葉圣陶，葉推舉吳組緗為散文集作序；之后，丁景唐專訪周揚、陳翰伯、邊春景、許覺平易近、袁鷹等全國文聯、國度出書局、社科院文學所、國民日報社擔任人并聽取看法。不只這般，丁景唐假想除各卷有序之外，還要有一篇“高高在上、統貫全書”的總序，他以為“胡喬木是寫總序的幻想人選”。1983年6月1日，胡喬木在京接見丁景唐與別的一位編纂郝銘鑒，就滬版續編的編輯題目和1930年月中期上海黨史題目停止了兩個半小時的說話。胡喬木感到“總序不不難寫”，以為“不寫是相安無事的措施”，并以蔡元培的政治斟酌為由婉拒了丁景唐的懇求：“你們要我做蔡元培，我是不興奮的。此刻又沒有人搾取你們，何須必定要個總序？”
若胡喬木承諾為續編作總序，那么可與周揚序文配合組成懂得人性主義會商的另一組對比文本，不外惋惜的是，現在我們只能看到周揚在1984年3月寫成的文字。這位在1930年月走進文壇，四五十年月執掌文壇，六七十年月身受侮辱，1980年月回回復出的反動文人，將本身曾熱忱投進的“三十年月”界說為“戰斗的年月！光彩的年月！”周揚不忘誇大魯迅的前驅感化，無法忘記李偉森、柔石、胡也頻等“年青的文藝兵士”，在此所表達的，是對自我汗青實行與文學工作的虔誠，究竟右翼文藝活動為其奠基了貫串一直的性命底色。但是“文革”對“三十年月文藝”年夜加貶損，周揚亦被連累此中，比及被倒置了的汗青從頭倒置過去后，他當然不承認本身遭到的戕害。但由于新中國成立后文藝的保守化經過歷程與他自己互相關注，因此曩昔的汗青累贅依然身背在肩。恰是這份復雜的心境，致使周揚一方面贊揚昔時“高度的反動熱忱和忘我無畏的膽子”，同時又對本身當時曾犯下的“左”傾情感、“左”的思惟、“左”的偏向、右派老練病，逐一加以反思。周揚在開頭處語調消沉：“回想舊事，我既為本身可以或許投身于阿誰巨大的時期而覺得欣喜，又為本身的老練，為本身給反動工作帶來的喪失而覺得心境繁重。”這是內涵于“三十年月文藝”主潮的文學者才會收回的聲響，包括了記憶所叫醒的身心創痛，以及創痛結痂之后對汗青遺址的回看。
比擬周揚，不那么內涵于1930年月右翼文學活動的作家們，對五十年前去事的感情投注，遠不如對“文革”以及“新時代”初期冷熱交錯的政治文明狀態。滬版續編小說卷共有七集，占比跨越叢書的非常之三，但是僅有巴金兩千余字的應付文章作為前綴，其實不符《年夜系》要旨。亦如胡喬木的推脫，巴金并不以為本身是“恰當的作序人”。他自陳沒有精神、時光重讀作品，無法做出合適現實的評價，也不克不及寫出出色的導言。巴金誇大“況且我又是個病人”，但“幾回再三推脫都得不到體諒”，最后仍是按照編者退一個步驟的提出，只好“寫點感觸”。巴金起筆先是“‘文革’時代我給戴上了精力的桎梏，什么也不敢想”，然后婉言“新文學是講實話的文學”，進而回想“文革”時曾罵本身“白吃干飯”“放迫害人”，此時檢查卻又感到并未“虛度平生”。序文其后收錄在影響深遠的《隨想錄》中，想必此篇的瀏覽量遠比其他序文更多。又如吳組緗在散文集序文中直接批駁“獨尊”反動實際主義的“猥瑣和偏狹”，以為把文壇之爭“扯到什么思惟政治道路上往，那也是指鹿為馬”。吳組緗既惡感“曩昔是只講思惟性，講點藝術就有宣傳資產階層興趣之嫌”，又不認同1980年月中期僅僅“作興講藝術”，而是倡導穩重的“合二為一”的懂得方法。顯然，巴金與吳組緗更關懷當下的自我狀況與實際變更，未把作序自己視為一件“年夜事”，而這與滬版續編所等待的幻想樣子容貌相距甚遠。
固然如艾青、于伶等當真梳理十年文學頭緒者，某種水平上組成了向《年夜系》初集的致敬，但從全體不雅之，這些在“第二個十年”投身文學的序文作者，由於不成逆的年紀與身心狀態，從而缺少充分的動力和熱忱以應別人之請。由于1980年月的古代文學研討曾經經由過程初步的學科扶植而踉蹌起步，吸引了相當一批敏感、富有發明性、為懂得時期命題之深而投身學術的青年學者，現實上也不再需求“新時代”的“老年人”們承當說明汗青的所有的義務。從這個意義下去說，陳平原以為《年夜系》續編僅為“出書工程”而非“文學史著”天然毫無題目。不外，如若沒有死板的史料打撈、解救任務即“出書工程”悄然停止，我們可否等待啟示心靈的“文學史著”連續不斷地憑空發生？只要將滬版續編和同時期睜開的古代文學研討放置在一路，也許才幹懂得這份“愚笨”的任務的意義。
二十巨冊、一千二百余萬字的滬會議室出租版續編，原打算從1984年起三年內完成，但終極出齊已是1989年10月。由于續編依據分歧進度而分卷陸續出書，招致較早出書的小說、雜文、詩等卷印數達二萬冊，最遲的史料索引兩卷分辨只要七千、六千六百冊。史料卷不只印數起碼，擔任核實校訂任務的編纂武杰華，甚至未及出書之日便因病去世。既為“工程”，總要有宏大的“施工”團隊，他們是上海文藝出書社的辛苦耕作者：郝銘鑒、陳福康、鄒嘉驪、孫颙、魏心宏、丘峰、趙南榮、林愛蓮、宮璽、李國強、孟濤、武杰華、陳朝華……連同前述組成本文線索的趙家璧、譚秀牧、常君實、丁景唐，涓滴不消猜忌的是，“內部研討”亦有值得當真看待的心靈、精力發明。恰是這些默默的編纂，在學界慣常懂得的“內部”支持著文學的天生和延續。如程光煒所言，“‘編纂史’與‘創作史’的汗青互動，生怕遠比‘以作家作品為中間’的文學史更具有研討的難度”。
余言
在出書之初，滬版續編曾被付與“發揚五四新文學的反動傳統；反應新文學活動的汗青面孔的特別任務，定為增進新時代文學的繁華茂盛”四年夜義務之一，但從其發生的反應看，希冀終極失。在“撥亂歸正”氣氛下，將“三十年月文藝”改變為延續發蒙價值的“第二個十年”，并警惕翼翼地緩解右翼文藝內涵的保守性，是滬版續編的要害地點；但比及面世的1984—1989年，“撥亂歸正”周全讓位于“走向世界”，與“反動”相干聯的思惟與汗青，不再如燈塔般指引退路，還被新一代常識人審閱和疑慮。即便從頭“回隊”，回到“古代文學三十年”的序列，但和綁定發蒙神話的“第一個十年”、掛鉤主潮的“第三個十年”比擬，“第二個十年”在今世汗青和文學中的地位，依然歧見叢生。從“三十年月文藝”到“第二個十年”的變更經過歷程，概況上是文學擺脫時期桎梏而取得束縛，現實也暗含著新的審美機制對曩昔文學圖景和當下精力實際的形塑。《中國新文學年夜系：1927-1937》在1980年月的起與落，也許能輔助我們認識到“新時代”的“古代文學傳統”，盡不是一個不言自明的題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