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積厚流光的汗青成長中，中華平易近族代代相承，積聚了浩如煙海的文明典籍。這些典籍，既是那時人們社會生涯的見證，也是那時人們思惟感情的反應，胸無點墨，內在的事務無比豐盛。僅清代乾隆年間編修的《四庫全書》，即收錄圖書三千四百六十一種，還有存目六千七百九十三種，二者總計一萬零二百五十四種。這雖被稱為古來最年夜範圍的類書，卻遠缺乏以窺現代典籍之全豹。據粗略統計，普通以為現存古籍十萬種擺佈。面臨這般浩瀚的古籍，即使是通宵達旦、皓首博覽的文人學士，也只能著重于某些詳細范圍和方面，而對于通俗讀者來說，更不免看洋興嘆之感。是以，擷取精髓、凸顯特點、萃集經典、誇個人空間大代表性的“選本”，也就應運而生，蔚為年夜不雅，構成了現代典籍推行傳佈的一種極為主要的情勢。
所謂“選本”，是指拔取一個作者、一批作者、一個時期、一品種型的作品，匯編成書，展現其特定內在的事務作風面孔，從而為加倍深刻周全地清楚熟悉，打下必定基本。自古以來，古籍選本就具有豐盛可貴的多重社會感化，值得我們高度器重。
起首，古籍選本具有主要的經典傳承家教感化。歷代人們編集選本，念頭互有差異，尺度也不盡分歧，但在拔取優良作品、以利推行普及的目的上，則是異曲同工的。而被普遍認同的優良作品，顛末一代代人們揀擇提煉，終極就必定構成全平易近族所公認的經典。《古代漢語辭書》關于“經典”的釋義，可謂精闢而正確：“指傳統的具有威望性的著作。”經典是平易近族文明的根脈。經典的威望性，既植根于代代相傳的汗青延續性，又植根于涵蓋普遍的社會認異性。各類選本，實在就是從汗牛充棟的歷代典籍中擇取而成的精髓，是顛末時光考驗而能薪火相傳的文明經典，表現出汗青延續性和社會認異性的高度同一。在必定意義上，古籍選本經由過程經典傳承，完成了對平易近族文明巨大傳統的展示和弘揚。
巨大思惟家孔子是高度器重經典傳承的。他刪修六經，教授門生，構成儒家學派，奠基了中漢文化經典的基本。據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載：“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往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果如所言，則《詩經》也該算是一部詩歌選本了。但因刪詩之說久存爭議，且從漢代起《詩經》已被奉為經典，依照傳統的典籍分類回于經部，故此且置非論。但儒家一些主要經典，如《年夜戴禮記》《小戴禮記》等，實為思惟學派的文獻選本。而傳播至今的先秦諸子著作，往往也并非小我專著，而是某個思惟學派的文獻選本。由于隋代以來構成的經史子集四庫分類傳統，它們多回于經部、子部，也就與回于集部、更具文學屬性的選天職道揚鑣了。
已知最早的文章選本，是西晉虞摯《文章流別集》，編選現代文章，“類聚區分為三十卷”（《晉書·虞摯傳》），惜已不傳。現存最早的選本，當推梁太子蕭統所編《昭明文選》（本名《文選》），這也是現存最早的詩文總集。此書時光跨度，從周代至南朝梁以前，約七八百年間，共選編了一百三十余位作者、七百余篇詩文作品。“凡次文之體，各以會聚。詩賦體既紛歧，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期相次。”（《昭明文選序》）蕭統在書序中，對周漢以來典籍傳承的汗青頭緒加以扼要辨析，將文學類的詩文作品與經史諸子作了需要區分，誇大以“事出于尋思，義回乎翰藻”作為節錄尺度。正如清代阮元《與友人論文書》所云：“昭明《選序》，編製甚明。后人讀之，苦不加意。《選序》之法，于經、史、子三家不加甄錄，為其以‘立意’‘紀事講座場地’為本，非‘尋思’‘翰藻’之比也。”這就明白了文學的特定屬性，為后世樹立起選本年夜多萃集文學作品、誇大文學特徵的長久傳統。這既合適于現代典籍中文學作品居于大都位置的汗青現實，也照應了社會各界普遍的文明需求。同時，蕭統序中還提出，要“略其蕪穢，集其清英”，也就是在大批文學作品中擇優汰劣，將經典性作為選編作品的最基礎根據。《昭明文選》后來成為中國現代最主要的文學選本，成為人們誦習文學經典、展開文學創作的基礎鑒戒。唐代杜甫曾教誨其子宗武云：“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下情”，請求他“熟精《文選》理，休覓彩衣輕”（《宗武誕辰》）。宋代張戒曾云：“子美不獨教子，其作詩乃《文選》中來，大略宏麗語也。”（《歲冷堂詩話》卷上）其對于文學創作的普遍影響，杜甫所言，正是夫子自道。
歷代人們經由過程編集選本以傳承文學經典，從節錄尺度到編製設定，往往是後人創其基業，后人受其惠澤。明代萬積年間茅坤編選《唐宋八大師文鈔》，展示了唐宋古文活動的創作實績，以選本的情勢，正式確立了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等“唐宋八大師”在散文範疇的經典位置，完成了經典傳承的一次奔騰。清代乾隆年間姚鼐編選《古文辭類纂》，也是以“唐宋八大師”之作為主，間收別人之作，前及戰國、秦漢，后至明清兩代，分為論辨、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志、雜記、箴銘、頌贊、辭賦、哀祭等十三類，共拔取各類文章約七百篇，作為表現“桐城派”文學不雅的有名選本，施展了經典傳承的主要感化，對那時文學創作和批駁影響很年夜，在后世風行甚廣。
其次，古籍選本具有主要的審美教導感化。選本所收作品，多為經典性文學作品，內在的事務充分，感情豐盛，說話精美，表達活潑，無論對少年兒童的常識發蒙，仍是對通俗大眾的文明普及，其意義是難以估計的。選本對審美教導的宏大影響，貫串于社會各界，無論在黌舍教導、家庭教導、社會教導中，選本都施展著無可替換的感化。選本恰是經由過程少長皆宜、雅俗共賞的連續性審美教導，在潛移默化中，加強了一代又一代人們深摯的平易近族認同感和文明凝集力。
由宋代謝枋得《重訂千家詩》和清代王相所選《五言千家詩》合并而成的《千家詩》，雖是為孺子誦習而編集的發蒙讀物，實則成為現代審美教導不成缺乏的詩歌選本。此書所選，皆為近體詩，限于律詩、盡句二體，以唐宋為主，包含一百二十二位詩人、二百六十六首詩歌。內在的事務淺顯易懂，題材豐盛多樣。受其影響，清代乾隆年間蘅塘退士孫洙編選《唐詩三百首》，其自序云：“專就唐詩中到處頌揚之作，擇其尤要者……三百余首，編成一編，為家塾讀本。俾童而習之，白首亦莫能廢，較《千家詩》不遠勝耶？諺云：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其年月集中于唐，以類相從，依照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律詩、七言律詩、五言盡句、七言盡句、樂府等分歧詩體編排，共節錄了唐代七十七位詩人、三百一十首詩歌。無論詩歌內在的事務的豐盛性、題材的多樣性、作品的經典性，較之《千家詩》，都是青出于藍、更勝一籌。其社會影響，更是遠超童蒙誦習的范圍，成為眾所周知的審美教導名著，不只是誦習唐詩的基礎讀物，還為從事詩歌寫作供給了初步門徑；不只傑出地擔負起傳承詩歌經典的審美教導任務，自己也成為“盛行國內，幾至家置一編”（四藤吟社主人序）的選本之經典。毛澤東暮年曾反復圈閱此書，并對此中一些名作加以眉批。如對白居易長詩《琵琶行》批云：“江州司馬，青衫淚濕，同在海角。作者與琵琶彈奏者有同等心思。白詩高處在此，不在他處。其然豈其然乎？”選本之浸潤人心，由此可見一斑。
由于《唐詩三百首》選詩精當，篇數會議室出租合適，在社會上廣受接待，因此首創了“三百首”的選本傳統。如清代上強村平易近朱孝臧所選《宋詞三百首》、古代任中敏所選《元曲三百首》等，繼其踵武，層出不窮，經由過程深刻人心的審美教導，普遍進步了人們的藝術鑒賞程度和詩歌寫作才能。
除了朗朗上口的詩詞曲等文體，在文章方面，清代康熙年間吳楚材、吳調侯選編《古文不雅止》，收錄自東周至明代的文章二百二十二篇，以散文為主，兼取駢文。所謂“不雅止”，意為書中所選皆為經典佳作，一卷在手，盡覽無余。此書一改《昭明文選》以來按體裁分類的通例，而是以時期次序擺列，所選皆為內在的事務豐盛、說話洗練、篇幅緊湊、節拍鏗鏘的經典之作，到達了思惟性與藝術性的同一，不只方便初學，並且耐人反復品味、畢生受用。魯迅在《選本》文中曾說：“以《古文不雅止》和《（昭明）文選》并稱，初看似乎是好笑的，可是，在文學上的影響，兩者卻一樣的不成鄙棄。”這類雅俗共賞的選本，往往還有一個明顯特色，即加以長篇大論的注釋評點，從而有助于普通讀者懂得，更好地施展了文學經典的審美教導感化。
第三，古籍選本具有主要的汗青文獻感化。汗青上分歧時代呈現的選本，往往代表著編選者的思惟認知，反應了那時人們的審美情味。固然明日黃花，這種認知和興趣，或許與今世社會生涯已相往甚遠，但明天人們依然可以借由這些選本，窺見彼時彼地社會文明的詳細情況。同時，選本作為中漢文化的經典和代表，在從古到今與其他國度和平易近族的交通中，施展了主要的文明傳佈效能。是以，古籍選本的汗青文獻感化，也歷來深受器重。
唐代是中國詩歌成長的黃金時期，現存詩歌約五萬三千余首。為了傳承經典、加強審美、進步創作，那時人們對詩歌選本的編集極為器重，已知“唐人選唐詩”多達一百三十多種，現存十六種，已支出傅璇琮等所編《唐人選唐詩新編》。此中最為人所器重的，當推殷璠選編《河岳英魂集》，所選皆為開元、天寶年間的作品，共支出二十四位詩人，二百三十四首詩歌。其寶貴之處，在于選編者是盛唐之人，而所選皆為盛唐之詩，有些仍是友人之作，頗有親熱之感。又因其標舉“興象”的詩學范疇，亦能從中看出那時審美風氣。此外，還有幾種選本，或遺落平易近間，如崔融選編《珠英集》，“自宋以后散佚，直到二十世紀初敦煌莫高窟石室敞開，方重見于世”（見徐俊前記）；或流掉異國，如韋莊選編《又玄集》，“此書當于南宋時傳播到japan(日本)，在中國亡佚較早，清人編《全唐詩》時不曾得見。是以，有些詩可補《全唐詩》之缺乏”（見傅璇琮前記）。古籍選本可以校勘彌補其他傳世文獻，可以察看清楚那時社會文明，其汗青文獻感化由此充足彰顯出來。
當這種帶有經典意義的選本傳播到了域外，如同船筏和橋梁，起到了文明傳佈的感化，加強了分歧國度和平易近族之間的彼此熟悉和交通。世界（特殊是亞洲）列國關于中國文學和文明的熟悉和清楚，很多都是由各類選本激發的。這些選本，晚期往往來自中國。如“唐人選唐詩”之一的唐寫本《翰林學士集》，收錄唐太宗君臣酬唱之作五十一首，“《全唐詩》支出僅十二首（此中一首殘），其余皆為中土久已不傳的佚詩。這些詩歌對研討唐初宮廷唱和的盛況，具有非常主要的意義”（見陳尚君前記）。這部傳世一千多年的唐人手寫唐詩選本，其書寫時光當在唐德宗以前，其紙本現躲于japan(日本)名古屋珍福寺，已被斷定為japan(日本)國寶，成為文明傳佈和交通的可貴見證。此外，世界列國的人們，應用本身的說話文字，帶著本身的文明闡釋，所編各類中國文學文明選本，異樣是多少數字浩繁、值得探討的私密空間學術範疇。
又如宋代紹熙年間洪邁編選《萬首唐人盡句》，第一版為五千四百首，后增訂至七千二百余首。其自序云，轉義是“不時教稚兒誦唐人盡句，則取諸家遺集，一切整匯”。由于存在誤收唐前唐后詩人作品、誤將律詩割裂為盡句等題目，此書曾遭非議。且篇數範圍過年夜，實不合適作為發蒙讀物，即便普通讀者也難以通讀盡覽。但其所選編的盡句多少數字極為可不雅，所參考的古籍又有很多今已掉傳，故而對于研討唐代詩歌，展示其原初面孔，僅從校勘意義而言，就具有很高的汗青文獻價值。再如，現存元代雜劇不外一百五十余種，而明代萬積年間臧懋循所編《元曲選》，已節錄了一百種，此中既有本身家躲的珍本，又有遍地訪求的善本，多少數字之年夜、校正之精、影響之廣，可謂元雜劇收拾研討之津逮，王季思主編《全元戲曲》即以此為藍本。由此可見，古籍選本的汗青文獻價值，其實是彌足可貴的。
古代學者在古籍選本方面，更是停止了大批體系性任務，獲得很多杰出結果。如余冠英《詩經選》、馬茂元《楚辭選》、王伯祥《史記選》、瞿蛻園《漢魏六朝賦選》、龍榆生《唐宋名家詞選》、張友鶴《唐宋傳奇選》、蕭滌非《杜甫詩選注》、錢鐘書《宋詩選注》、胡云翼《宋詞選》、程千帆《古詩今選》等，可謂琳瑯滿目，不乏其人。這些選本，在傳承文學經典、展開審美教導、挖掘汗青文獻的同時，表現出光鮮時期風采，以其精審嚴謹的選注和高明獨到的見識，本身也成為極具價值的學術經典、廣受接待的美學讀物、影響深遠的汗青文獻。這些寶貴的精力遺產，異樣值得我們當真總結繼續，以期在新的汗青前提下，為弘揚和成長中華優良傳統文明作出新的進獻。
（作者：郭杰，系教導部中國說話文學類專門研究講授領導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