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裘士雄瞭解近半個世紀，但由于紹興、北京兩地相距一千三百多公里，會晤的機遇并未幾。他似乎是學絲綢出生，1972年調進紹興魯迅留念館任務，一切相干營業常識都要從頭學起。“會稽後輩多豪俊”，他就像春蠶結繭一樣，拼命吞嚼著常識的桑葉，終于吐出了質地細膩的學術蠶絲，在魯迅研討範疇織出了美麗華章。我比士雄虛長兩歲，在史料研討方面可謂同好。搞史料的人是寂寞的，固然有人說“發現一個字的古義，與發明一顆恒星，都是一年夜功勞”。但我還沒傳聞哪位搞史料的人暴得年夜名。“嚶其叫矣，求其友聲”，他請我為他的新著作序，無非是在寂寞中尋覓一次坦誠交通的機遇，市場行銷效應大要是不會有的。
據士雄統計，2005年版《魯迅選集》觸及的人物合計四千二百二十四人，尚不包含神話傳說和各類作品中的人名。他近年收拾出的有二百五十位擺佈，只占總數的百分之六擺佈。這個比例看似小，但做起來難度超乎普通人的想象。我老家湖南有一句諺語：“板凳寬，扁擔長，看事不難幹事難。”難在何處？難就難在對魯迅作品中觸及人物的研討并非方才起步。據我所知，早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月，國民文學出書社魯迅著作編纂室的老先輩（如楊立平）就開端彙集魯迅同時期人的生平材料，并印成了一部厚厚的油印本，供外部參考，有的結果曾經寫進了1958年版《魯迅選集》。
1981年版《魯迅選集》出書之前，有更多的人介入了人物注釋任務。包子衍就屢次徵詢了沉痾中的馮雪峰，清楚到不少魯迅同時期人的材料。這些人的生平經歷，并不是普通東西書中所能查閱到的。王景山學貫中西，對魯迅手札中一些人物的代稱停止了破解，如“俅男”“老蝦公”“獸道”“萊比錫”“阿世”“禽男”等，不然，這些人物稱呼也許就成了不解之謎。王錫榮跟那時復旦年夜學的青年教員為了清楚二十世紀三十年月的文壇狀態，手持出書總署的先容信，親身到成都，經由過程四川省公安廳在南充“代訊”胡風，問了二十二個題目，查詢拜訪拜訪時光長達一個多月。馬蹄疾作為重要執筆者，跟彭定安聯名出書了《魯迅和他的同時期人》（兩卷本），成了魯迅與相干人物研討的首創性著作，其影響涉及海內。魯迅友人臺靜農師長教師垂死之際最想看的一部著作即是此書。
我對研討魯迅跟同時期人的關系也很感愛好，所以寫了《許廣平傳》《宋慶齡傳》，還有魯迅與胡適、魯迅與林語堂、魯迅與郁達夫、魯迅與高長虹等一系列文章，也餐與加入過1981年版和2005年版《魯迅選集》的編注任務。我在人物注釋方面，有過錯，也有發明。如平易近國時代有兩位同名同姓的吳鼎昌，我就混而為一，成為“學術硬傷”。魯迅手札的收信人中有一位杜和鑾，昔時只是杭州鹽務中學的先生，生平業績無處可查。后來聽國民文學出書社的李文兵說，此人能夠曾在國民教導出書社任務，而那時我聚會場地的堂弟正巧在該社人事處任職。我打了一個德律風，這個多年的懸案剎那破解。還有一位馬玨密斯，她十五六歲時寫過一篇廣為傳播的《初度見魯迅師長教師》，其后持久著落不明。直到2004年春節，我跟北京年夜學的歐陽哲生互致問候。他有意中說，他遷新房了，鄰人中有一位就是馬玨的女兒，于是馬玨的生平題目也就水到渠成。這叫“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不外就總體而言，“踏破鐵鞋無覓處”的情形較多，“得來全不費工夫”的情形非常罕有。
正由於對魯迅筆下人物的研討曾經有了不少結果，所以再作新的跨越難度極年夜。明末清初有名畫家石濤在《漁翁垂釣圖》中有兩句題詩:“不幸年夜地魚蝦盡，猶有漁翁理釣竿。”（世紀白叟、畫家晏濟元將后句改為“猶有垂竿老釣翁”。）讀到士雄的這部新作，他在我的心目中突然又變幻成了“老釣翁”的抽像。士雄年逾八旬，研討魯迅四十多年，著作頗豐，把他比方為固執勤奮的“老釣翁”頗為貼切。只不外這類癡迷于史料的“老釣翁”只能夠釣到一些珍稀的學術結果，終其平生都跟“名利場”無緣。士雄盡不成能靠這些著作評上院士，至于能得的稿酬也是少之又少。我由于介入過魯迅筆下人物的注釋任務，故能領會士雄研討任務的艱苦。他考據的這二百多小我物，簡直一半是我覺得生疏的，查找材料無從著手。好比1927年1月和3月，魯迅在廣州中山年夜學先生接待會和開學儀式上的兩次報告都是由林霖作的記載。但我們在編撰《魯迅年夜辭典》時，卻查不到他的生卒年。士雄讀到了一本《林一庵日誌》，才獲取了他的具體經歷。這件事看似偶爾，但假如沒有他的博聞強識，這常識的果子怎么會無緣無故地砸在他的頭上？
研討人物的難度還在于中國人名的復雜。此刻普通人只要一個姓名；但後人有姓，著名，有的還有字，有號，名、字、號能夠還不止一個。“人始生而著名”，晚輩給晚輩取“名”，寄寓著對晚輩的期盼。男滿二十、女滿十五可另取別號，叫“字”。取“字”底本是顯貴士族的特權，到明清普及于全平易近。社交場所普通互稱其“字”，不直呼其名，以示尊敬。“號”是自己自取，表達小我的志向、情味。一人可以同時有很多“號”。好比魯迅，原名樟壽，十八歲改為樹人；初字“豫山”，后改為“豫才”；號“兵馬墨客”“戛劍生”。魯迅作品中的人名有誤記的情形，如在日誌中將“胡玉縉”寫為“吳玉縉”，這就極難查證了。魯迅日誌中還有一位胡子方，也很難檢索，由於子方是他的“字”；假如了解這位胡師長教師的年夜名叫“朝梁”，這個題目才好處理。魯迅日誌中還提到一位廈門年夜學的同事繆子才。繆子才痛斥將校長比方為“怙恃”的佞人，是一位有節氣的常識分子。昔時編撰《魯1對1教學迅年夜辭典》時查不出他的生卒年，也是由於“子才”是他的字，假如了解他本名為“繆篆”，這個題目也才好處理。魯迅作品中還呈現了良多人物的筆名，如淺草社的莎子、《赤俄游記》的作者抱樸，士雄都逐一核辦出原名及其經歷，這也盡不是靠一日之功。
要正確注出人物的生卒年很費事。好比畫家齊白石的誕生年月，他本身撰寫的《白石自狀略》跟《齊璜母親周太君出身》兩文中就有兩歲誤差。他在字畫作品中題寫的年紀也各有分歧。后來經黎錦熙、胡適、鄧廣銘三人合編《齊白石年譜》時考據，本來一位算命師長教師妄斷白石白叟七十五歲年夜限將至，白叟圖吉祥，當即在昔時為本身增加了兩歲，馬上從七十五歲釀成了七十七歲。臺灣作家李敖填寫的誕辰是1935年4月25日（即乙亥年農歷三月二十三日），但他二姐卻保持以為李敖的誕辰是昔時農歷三月初二或初三，相差二十來1對1教學天。這一會兒李敖就從星相學中的“金牛座”釀成了“白羊座”。假如當真究查，我的誕生月日也有誤差。我填寫的誕辰是6月26日，即農歷六月初二。但實在是7月25日，由於昔時是閏年，農歷辛巳，共有三百八十四天，比終年多十九天。還有位親朋跟我說，他的生年實在也不準，由於在舊中國，為了迴避公民黨當局抓壯丁，他就把年紀小報了兩歲。至于我的外祖母，兒時碰到水患，流浪掉所，原賣給闊人家當丫鬟，竟連本身的年紀和姓名全都不知曉。好在她白叟家不是名人，生平細事都無礙于汗青書寫。我外祖父王時澤有一位義姐，也就是秋瑾義士。她的英名廣為人知，卒年確實，但考據她的生年說法各別。我舉這些例子，無非是證實士雄的任務其實簡易，令人感佩。
士雄的人物研討無疑是非常有興趣義的。起首可以勘誤《魯迅選集》注釋的若干錯訛，如王實味的生年、皮宗石的卒年等。也可以彌補《魯迅選集》某些注釋的語焉不詳之處，如陳嘏作為翻譯家的成績。我主意在《魯迅選集》的人物注釋中無須展示所涉人物的全人全貌，而只需凸起此人跟魯迅發生交集阿誰特按時期的基礎狀態。為每個所涉人物都寫全傳哪怕是小傳，那不成能做到，也沒需要往做，由於已超越了注釋的應有負荷。但假如要深刻研討魯迅，并對其作品中評騭的人物蓋棺論定，則需求對這些人停止自力研討。由於魯迅評論的往往是所涉人物的一時一事，而周全評價一個汗青人物則必需清楚他的性命過程。魯迅對東晉至南北朝時代詩人陶淵明的評價，就為我們做出了范例。我從士雄的新著中清楚到，清代的丁日昌查禁“淫詞小說”二百六十九種，此中包含了《拍案詫異》這一類優良的中國現代口語小說，這當然是一種文明獨裁。但此人在擔負上海江南制造局督辦時代仍是有作為的，是洋務活動的提倡者之一。又如魯迅在廈門年夜學任教時代，跟教務長、校長秘書兼文科主任劉樹杞反目，這是《兩地書》中屢次提到的。但蓋棺論定，劉樹杞是一位教導家，在北京年夜學、武漢年夜學等校口碑都不錯，四十六歲英年早逝。這些都彌補了我的常識空缺。
在士雄新作中還可清楚到一些汗青人物的逸聞趣事。魯迅在《關于中國的兩三件事》一文中寫道:“四五年前，我已經加入同盟于一個請求不受拘束的集團（按:指‘不受拘束活動年夜聯盟’），而那時的上海教導局長陳德征氏怒髮衝冠道，在三平易近主義的統治之下，還感到不滿么？那可連此刻所授與著的一點不受拘束也要收起了。”不久陳德征自得失色，在上海《平易近國日報》搞“平易近意考試”，平易近選所謂“平易近國巨人”，成果他位居第二，僅次于孫中山，而蔣介石居其后，名列第三。于是陳德征被撤職查辦，在南京坐了三講座場地年年夜牢，蔣介石指示“永遠不得敘用”。此實可謂惡有惡報，並且是“現世報”！
魯迅1929年5月17日致許廣平信中，談到“臺靜農在和孫祥偈談愛情，日日替她翻電報號碼（由於她是消息通信員），忙不成當”。讀士雄文方知孫祥偈是一位詩人，著有《蓀荃的詩集》《蓀荃詞》等，此中還有一首《沁園春》，是和毛澤東的《沁園春·雪》：“三楚興師，北進長征，救國旗飄。指扶桑日落，寇降累累；神州陸起，獨挽滾滾。掃盡倭氛，回還漢土，保證戰爭武力高。千秋事，看山河重整，景物妖嬈。 文壇反動詞嬌，有鋤惡生花筆若腰。譜心聲萬里，縱貫群眾；凱歌一闋，上薄風流。誰是吾仇，其唯國蠹，取彼兇頑射作雕。同懷抱，把乾坤洗濯，束縛今朝。”毛澤東1946年1月28日致柳亞子信中，對這首和詞表現了感激，感到“心上溫馨生感觸感染”。
士雄的新作名為“像傳”，由於他將考據的這些人物逐一配上圖片，這在我看來也是一個豪舉。中國文明有圖文并茂的優良傳統，即所謂“左圖右文”，以惹起讀者愛好。魯迅自己歷來重視冊本插圖，并為本身的作品配以插圖（如《女吊》），還為別人的畫作撰寫闡明（如為比利時木刻家麥綏萊勒的《一小我的受難》撰寫了二十五條闡明文字）。人物研討著作配上人物自己的肖像畫或照片，更能收到“如見其人”的巧妙後果。但現代沒有明天的攝影術，有了相機以后也有人不甘願答應拍照——如魯迅的塾師壽鏡吾，平生就只被他人偷拍過一張背影——所以搜集起來艱苦極年夜。現在報告或授課時常應用幻燈片，把講授內在的事務跟相干圖片融為一體，便于聽講者懂得記憶。認識到當下已進進圖文時期，我曾跟友人肖振叫編纂過一部《紀年體魯迅著作選集（插圖本）》，不巧的是2002年至2003年產生了沾染性非典範肺炎（簡稱“非典”），查閱材料天然遭到嚴重影響。我們從近萬張汗青圖片中選配了兩千余張插圖，但2006年出書后覺得跟本來的假想差距太年夜。也由於我做過相似任務，看到士雄能為書中的人物逐一配上圖片，確切從心坎覺得嘆服！
假如要對士雄的這部新作提什么修正提出，我想到了兩點。一是全書的個人空間編製尚可調劑：有的人物考據極繁，如元朝國師八合思巴；有的人物先容極簡，如古代出書人丁曉先。有的人物僅述其生平簡歷；有的人物先容中有評論，甚至有其作品剖析。這當然跟把握材料的幾多以及其人跟魯迅關系的深淺有關，但讀起來究竟有良莠不齊之感。如將詳考與簡介分類編排，讀起來能夠會順暢一些。二是感到士雄撰寫小題目時愛好在人物名字前加一個定語。這種寫法有利有弊。其長處是可以一語道破，讓讀者一眼就清楚該人物的重要進獻或重要特征，如“經濟學家皮宗石”“長跑女皇孫桂云”；難處是有些復雜的汗青人物不易一語定性。魯迅曾談及前人起綽號諢名的“神通”——“說是名號一出，就是你跑到海角天涯，它也要隨著你走，怎么擺也擺不脫”。這種做法純真著眼于形體較易，如“花僧人魯智深”“青面獸楊志”，但寥寥幾筆即能神色畢肖則好不容易。尤其是古代人物，往往經過的事況復雜，很難一言以蔽之。好比章士釗，是用“《蘇報》編緝”歸納綜合他的汗青進獻，仍是稱之為“山君總長”“平易近主人士”或“文史館長”？即便巨大如魯迅，一向被稱為“文學家、思惟家、反動家”，但近四十多年來不也一向有人在學術長進行質疑嗎？當然，士雄這本書是他小我的學術著作，可以頒發研討者對研討對象的評價，答應見仁見智。但無論若何，為每一個觸及的人物都冠以一個成分頭銜，究竟是一件凡人力有未逮，甚至費勁不諂諛的工作。
此文寫至開頭處，突然想起了現代有一種雜技叫“扶搖直上”：演員爬到高竿頂端作各類高危舉措。這種雜技作為一種非物資文明遺產傳播至今，且參加了良多古代元素。不外這種節目標演員非論若何變換姿態，究竟不克不及真正超出高竿頂端。有一個加倍勵志的成語，叫“扶搖直上，更進一個步驟”，正如宋代年夜儒朱熹在《答陳同甫書》中所云“但愚見更欲賢者扶搖直上朝上進步一個步驟”。這種期盼是對后起新人的鼓勵，但要真正到達目的，他們卻往往要支出比後人更多的心血。恰如當下男人跳高的世界記載是兩米四五，而中國今朝的全國記載是兩米三九。要再超出世界記載幾毫米甚至幾厘米，并非沒有能夠，卻不知要支出幾多心血!在魯迅作品所涉人物的研討範疇，士雄曾經做到了“更進一個步驟”。但我依然盼望有更多的學術新秀在他的基本上再做跨越，為魯迅學的迷信系統持續添磚加瓦，再創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