唸書、憶舊，是孫犁暮年生涯和寫作的重要內在的事務。愈到早期，其復古和自省的情感愈濃，文章也愈加沉郁、洗練。他的“童年漫憶”、“鄉里舊聞”，以及對怙恃和亡妻的記念，展示了比其後期小說加倍豐盛的鄉土世相、情面物理，鄉愁中隱含一絲懊悔，文字味同嚼蠟。同時，他還有一些寫友朋素交的文章，佈景重要在“進城”以后，與其精力生涯、個人工作生活關系更年夜。這類作品所寫內在的事務，往往直接表現社會實際，筆下人物的去處和命運，也組成孫犁人生的一部門，這類是回想，也是寫實際。本文所論，重要是后面這一類。
孫犁暮年總結寫作經歷時說，一，“不要觸及人事方面的嚴重題目，或犯諱諱之事”；二，“不寫巨人”，“不寫君子”。[2]第一方面，與他“闊別政治”的一向心態有關。他說，“我的平生，曾提出過兩次‘離得遠些’。一次是離政治遠一點，有人批這是小資產階層的論點。但我的作品，賴此，得存活至今。這一次是說離文壇遠一點。”[3]不寫巨人，蓋因“巨人近于神，圣人不語”；不寫君子，則是遵守“寧過于正人，勿過于君子”的古訓[4]。孫犁這些帶有傳統中庸顏色的經歷之談，小我語境重，不宜做字面的機械懂得，但“不寫君子”，卻明示了一個現實：孫犁描繪的人物，即使不克不及稱做正人，也盡非君子，無論孫犁對其好惡褒貶若何，這些人都是值得寫的。
一、正人之交
孫犁曾自責，“余于友朋，情分甚薄”[5]。但現實上，他只是性格疏淡，欠好交友罷了，加上暮年孤單，體弱遲惰，使人認為其冷。只需略微察看，便可得知，孫犁是一個重情感、課本氣的人。其散文作品中有大批手札，即是明證。
《蕓齋書簡》中，孫犁暮年通訊最多的，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叫邢浪潮的人。從1989年3月開端，到1995年6月，孫犁致邢浪潮信達83封[6]。1988年春夏之交或1989年頭[7]，孫犁接到掉聯五十多年的高中同窗邢浪潮來信，二人遂開端了手札往還。他倆曾于1931至1933年在保定私立黌舍育德高中同班兩年。孫犁在文章《老同窗》中回想道：“那時，他是從外埠中學考進，我是從本校初中結業后，直接升進的。他的字寫得工整，古文根柢很好，為人和氣。高中二年同學，我們情感不錯。”[8]邢浪潮是河北趙縣人，唸書時家道較好，故高中結業便直接考進北京年夜學中文系，而孫犁家道雖在本地算小康，但育德中學六年的昂貴膏火，已使其父不勝重負，故高中結業后，沒再考年夜學，而是按父親的盼望往考郵政局，但在英語白話環節掉利，沒有獲得鐵飯碗。孫犁在北平市政局職位上掉業后，邢浪潮曾陪他找過中學國文教員孫念希想措施，還借給他五元錢。但這五元錢孫犁一向還不起，有一次浪潮寫信給已回家的孫犁，說二胡弦斷了，手頭沒錢買新的，委婉暗示老同窗還錢，而孫犁那時其實沒錢——《報紙的故事》中曾寫到，他那時想訂份《至公報》，都得興起勇1對1教學氣向父親懇求——回信叫浪潮往北京藏書樓查報紙，了解一下狀況有沒有他早先的投稿頒發。為此，邢浪潮花了整整半地利間在北京藏書樓翻看近一個月的京津報紙，成果沒有孫犁的工具，孫犁這五元錢也就欠了上去。憶及三十年月初這段舊事，孫犁有點忍俊不由說，“我們那時都是青年人，有熱忱，但不經事，有一些無邪的設法和做法”[9]。邢浪潮開國后曾任復旦年夜學消息系副傳授[10]，但因曾在“年夜學結業后，在公民黨政權下幹事”[11]，后來處境欠好，暮年妻、兒離世，他孤身一人回到河北鄉間投奔弟弟，輔助編縣志，但生涯拮據，心灰意冷。孫犁曾叫家人給邢寄往二百元錢，既是救濟，也有還債的意思。[12]自此，他設身處地關懷這位崎嶇潦倒的老同窗，為他先容審稿差事，又提出和催促他寫文章向報紙投稿。1989年6月23日致浪潮信說：“弟冒然詢兄，如精神有余，能否愿從事一些業余任務，如代出書社看一些古籍文稿……”7月26日信說：“關于兄業余做些事的題目，弟已與百花文藝出書社談過，該社社長鄭法清同道說，比來想往石家莊，趁便到趙縣和兄面談一切……”9月23日信：“今朝，出書社事多，鄭君恐未能往石家莊。因之亦未到兄所。” 1990年1月23日信：“鄭法清出國剛回來，比來他會寫信給你的。” 4月12日信：“前與鄭法清會晤，彼謂俟書稿到后，即與兄聯絡接觸……”[13]彼時，百花文藝出書社正打算出書一套“現代散文叢書”，孫犁以為審校古籍書稿，既是邢浪潮專門研究所長，又能有筆不錯的薪酬，故頻仍聯絡接觸鄭法清。但這套書遲遲未能下馬，其間，邢浪潮屢次致信孫犁訊問，孫犁則每信必復。鄭法清回想道，“那時我任務確切很忙，全體東奔西跑。孫犁同道一時找不到我，于是信中不無‘鄭法清是個忙人’，‘處事拖沓也無原則’之類的話。后來，這些函件在《長城》頒發出來，孫犁同道見到我第一句話就是：‘法清啊，比來我在《長城》頒發了一批函件。此中屢次提到你鄭法清。沒有此外意思啊！’我聽后哈哈年夜笑：‘那有什么，你不就是找不著我焦急嘛！’”[14]另一方面，孫犁激勵邢浪潮投稿給報紙，他一方面向報社推舉邢的稿子，另一方面又以編纂的視角，給浪潮提提出。“報社傳話，兄之高文，他個人空間們能夠選用數節。以弟所知，近年頗有些人，寫這種文章，兄所記，有些已談過。他們必定是選用新內在的事務的。” 最後邢的文章多談戲曲，報紙采納未幾，孫犁提出道，“您還可以寫些文學和汗青方面的文章，常識性的或興趣性的。能否寫一篇回想錢穆的短文？”[15]“兄撰論趙高一文，金池轉給（《天津日報》）《百科之窗》版註銷，弟已拜讀，寫得很好。金池編的版，不年夜登此類文章。今后比擬深邃的汗青短文，可寄給《今晚報》的達生同道。”[16]在孫犁悉心關心下，浪潮撰寫汗青和文學掌故方面的文章，終受接待，他也成為《今晚報》的常常撰稿人。在孫犁致邢浪潮的八十多封信中，最多的內在的事務是他為老同窗出點子、聯絡接觸出書社和報刊編纂、寄書寄文、催促打氣，即使本身病體羸弱時也這般。1993年他年夜病初愈，就給《天津日報》編纂和百花文藝出書社寫信，持續為邢浪潮先容投稿或校稿任務，還想措施將本身給邢浪潮的通訊寄到《長城》雜志頒發，稿酬則分了一半給浪潮。1993年4月25日邢浪潮致孫犁信說：比來因事外出十五天，4月23日前往邢村，其弟江潮告知天津孫犁匯來國民幣一百六十元，“從匯款單附言中知悉乃孫兄在《長城》雜志頒發書簡稿費之對折。弟深感兄之惠受，但卻有‘踧踖不安’的心境。”[17]當邢浪潮終于逐步走誕生活窘境，老有所為，精力有所依靠而身材亦轉好時，孫犁滿心興奮。與邢通訊中數年如一日的日常關心，噓冷問熱，浮現了孫犁重情仗義，以及曩昔不太為人所知的仔細看護別人的一面。孫犁自小因怙恃寵愛，又自恃“家有一點恒產”、“不愁衣食”而對生涯瑣事簡直一無所知，母親稱其為“年夜松心”[18]，后來又持久養病，對家事和親人有所疏忽，《亡人逸聞》和不少回想親人的漫筆，透過平庸的說話，能感到到其心坎的隱痛。但是從暮年他與邢浪潮的通訊看，孫犁對需求輔助的人，竟能這般仔細周密、關心進微。1994年10月10日，他給邢浪潮信說，“收到來信，知兄夏季取熱，已預備停當，甚慰”[19]，而那時，他本身方才經過的事況年夜病，做了胃部切除手術后不久。邢浪潮對孫犁“數年以來”“不以庸樗見棄”，“多方誘掖慰勉，獎飾薦拔，并惠寄書冊現金，抬愛優渥”，非常感謝，屢次在信中發自肺腑說：“兄實乃弟暮年之最年夜支柱也。”[20]對于趙縣有關人士托邢向孫犁求書求字，孫犁老是絕不遲疑大方知足，給這位老景凄涼的老同窗以實在的輔助。他對邢一直很尊敬，寫信一向稱“浪潮學兄”，題名則署“弟犁”，字里行間，熱情和仗義可掬。看到邢浪潮信紙精緻，孫犁還時常給他寄一些好稿紙。邢那些“來自一個縣城粗拙簡略單純的信封信紙，”孫犁都“將一切來信平平整整按時光次序捆扎有序細心保留”，與之對比的是，“很多名望甚年夜的作家、編纂約稿信，他并不保留。冬天點爐火用了，一捆捆的”[21]。孫犁常說，他只愿濟困扶危，不喜如虎添翼。與邢浪潮手札來往，表現了孫犁這一性格。
二、友直友諒
孫犁常常感喟，“少年時的同窗，在情感上，真有點親如骨血，情同骨肉的滋味。“[22]《小同學》[23]就寫他與初中同學、畢生老友李之璉之間幾十年的手足情：他們十四歲時在保定育德中學同班，“后來我復學一年，關系仍是很好……李長得美麗，性情溫順，我好和如許的人交伴侶。”后來，李之璉上了北平的法商學院，孫犁升了高中；再后來，李進獄，孫犁正在北平營生，他“怯懦，沒有到過這些處所，約了一位姓黃的同窗，一同往看他”。隔著一個小小的窗口，孫犁“和他談了幾句話。我看到他的衣服很臟。他常日是很講求穿戴的。我心里很難熬，他也簡直流下了淚。”抗戰開端，李之璉任呂正操國民自衛軍平易近運部長，孫犁被他發動餐與加入了軍隊，“由於有他，我出來抗日，父親的疑慮就削減了。我是獨生子。”開國初，李由中南局組織部副部長，升任中宣部秘書長，1958年，“由於替一個作家，說了幾句話，一下就成了左派。先是下放休息，后來就放逐到新疆石河子往了。”
臨行前，他到天津來了一趟。我給他一些錢作為路費，別的送他兩本書：一是《紀氏五種》，此中有關于新疆的筆記。一是《聊齋志異》，為想叫他讀來解悶兒的。他說，“聊齋，你留著看吧。”
平反后李之璉當了中紀委常委，照片和國度引導人排在一路，孫犁驕傲地說，“這在曩昔，就是左都御史！”可李依然堅持樸實風格，一次到天津公干，不乘專車，帶著天津本地司機往看孫犁，“那一頓飯，我只是應付司機，也沒有很好照料他。”孫犁跟李埋怨社會風尚，李之璉并不辯駁他，只笑了笑說：“哪里都一樣。” 1956年孫犁年夜病，住病院、到各地療養，都是李之璉設定的。他“暗裡里訊問天津的熟人，問我的病是如何得的。被訊問的人說，是夫妻和睦，他就說，那樣就不用叫他的愛人來看他了。后來又聽人說，我和老婆情感很好，他又笑著說，那就叫她經常來了解一下狀況他吧。”[24]孫犁淡筆白描，人物性格呼之欲出。
孫犁暮年漫筆，好用“正人”一詞。他念念不忘、堅持畢生友情的故人故交，都有正人人格。曾與孫犁在晉察冀通信社旦夕相處、同甘共苦的老戰友陳肇，后來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貧無立錐”，“從不伸手，更不邀功。知命滿足，與世無爭。身處繁榮，如一老農。辛苦從政，默默平生”，他“就連公眾的信紙、信封都不消，每次來信，都是本身用舊紙糊的信封”。陳肇多才多藝，詩文、字畫、音樂兼通，卻“從不自炫，不年夜為人了解”。“有一次，我想托他在故宮裱張畫，又有一次，想摘故宮一個石榴做種子。一想到他的為人，是明哲保身，都未敢張口。”[25]
孔子曾警告，結交應“友直，友諒，友多聞”，孫犁以為此中“直”最寶貴，而“諒”則不易。他記敘一件事，由此可看到陳肇這位謙謙正人的“諒”：
1962年炎天，我往北京，住在椎把胡同的河北處事處。一全國午，我與一個原在青島任務、那時在北京的女同道，約好往逛景猴子園。我先到景山前街的公共car 站往等她。在那里，正好碰上從故宮博物院徒步出來的陳肇。他說：
“我來看你，你怎么站在這里？”
我說等一小我。他就站在路邊和我措辭。我看見他的襯衣領子破了，曾經補上。
他一邊和我措辭，一邊留意停上去的公共car ，上去的乘客。他突然問：
“你等的是男的，仍是女的？”
我說是女的。他停一下說：
“那我就改日再到你那里往吧！”
說完，他離別走了。我一回頭，我等候的那位女同道，正在不遠的處所站著。
這戲劇性的一幕，在極簡的說話中呼之欲出，陳肇的寬厚諒解，可觸可感。孫犁自省道：“在看待伴侶上，我一向自認，遠不克不及和陳肇比擬。在能諒解人、諒解人方面，我和他的差距就更年夜了。”[26]
1978年，孫犁在《吃粥的故事》中寫過他和詩人曼晴在晉察冀時代的艱難生涯。1989年，曼晴因病往世，孫犁寫《悼曼晴》，再次憶及1940年夏季反掃蕩時二人的結伴輾轉——在荒漠而可怕的山溝里，“我們沒有攜帶任何兵器，游而不擊，‘流竄’在這一帶的山頭、山谷”，在風險的饑餓和嚴寒中，兩人竟寫了兩篇通信，和一些“浪漫蒂克情調的詩和小說”[27]。曼晴性格像農人，文革后在石家莊文聯，靜心謹小慎微編一份“土里土頭土腦的刊物《滹沱河畔》”，孫犁把一些詩作寄給他，他不愛好，給《孫犁詩選》作序時，也直抒己見批駁。他作詩也一向沒有走紅，“暮年才出書了一本詩集，約幾個老伴侶座談了一下，他曾經很是高興”。退休時他的頭銜只是地域文聯主席、黨組書記，“比起顯赫的戰友，是顯得冷酸了一些。但人們都了解，曼晴是歷來不計較這些的。他為之奮斗的是詩，不是官位。”[28]孫犁結交，”向如不期而遇，天然相結”；“對權貴者，有興趣稍遜避之，對掉意者，亦不等閒加惠于人。遵淡如水之義，以求兩無傷損。”[29]
孫犁在暮年，來了主人，就送人兩本書：一本是長篇小說《風云初記》，一本是虛擬之名的紀實小品《蕓齋小說》。他說，“我的生涯，全在這兩本書里，從中你可以清楚我的曩昔和此刻，包含思惟和情感。可以看到我的興衰、成敗，及其因果。”[30]這一微言年夜義，是我們懂得孫犁精力世界的要害。而李之璉、陳肇和曼晴等，正組成了《風云初記》的底色。
三、和而分歧
孫犁憶舊散文中還有一類人物，同事久、彼此很是熟習，一同經過的事況坎坷、見證汗青，孫犁對其性情和命運有深入印象，是以，對他們的書寫，也成為孫犁檢查汗青、回味人生的一種方法。《記鄒明》、《記老邵》等，是此中的代表作。
“進城”以后，孫犁的一向在《天津日報》副刊《文藝周刊》任編纂，級別為副科，手下只要一個兵，就是鄒明。1956年孫犁外出養病，不久鄒明被送鄉村勞改，這對錯誤，在文革停止后，才又從頭一路任務。鄒明是福建人，與那時很多熱血青年一樣，“由於喜好文藝，從而走上了反動征途”，“為此，不少人曾支出林林總總的價格，有些人也是以在分歧水平上誤了本身。榮幸者少，喜劇者多。”[31]孫犁以為鄒明屬于后者。在單元，孫犁和鄒明是一對奇異的組合。他們性格本不雷同，鄒明愛好洋玩藝，愛看毀禁書，性格欠好，對孫犁倒尊敬。他們也有一些相通之處，如處事恬澹，小樹屋尊敬作者，敬業，無野心，不投契等，是以平生“官運也不利市”。[32]但在他們的開墾下，《文藝周刊》在五六十年月成為青年作家生長的搖籃，劉紹棠、從維熙、房樹平易近，韓映山等，都從這里起步和成名。鄒明被人們視為孫犁的“嫡派”，實在二人很少談心，關系也淡淡的。但孫犁信賴鄒明，其私家印章、樣稿等，都交鄒明保管。[33]孫犁寫了工具也愛拿給鄒明看，而鄒明“老是說好，沒有提過否決的看法”。孫犁暮年自省：“他對文、對事、對人，看法并和睦我完整雷同。他所以不提否決看法，是在他的印象里，我能夠是個聽不進批駁的人。這怨本身品德涵養不敷，不克不及怪他”[34]。1958年，當孫犁在外埠療養時，鄒明被打成反黨分子，罪行是《文藝周刊》頒發左派分子從維熙、劉紹棠及胡風分子魯藜等的作品。[35]有一次，孫犁老婆看見鄒明拿著刨子從任務間出來（休息改革），疼愛得要流淚。文明年夜反動開端時，孫妻在公共car 上碰到鄒明，像碰見親人似地“流著淚向他訴說家里的遭受，鄒明卻年夜笑起來，她回來向我表現不睬解。”
我向她說明說，你這是古時所謂婦人之恩，膚淺之見。你在car 上，向他議論這些事，他不笑，還能隨著你哭嗎？我也有這個經歷。1953年，我往安國下鄉，探望了胡家干娘。她向我訴說了土改以后的生涯，我那時也是年夜笑。后來感到在白叟眼前，如許笑欠好，可那時也沒有此外方法來表現。[36]
1989年秋當鄒明被診斷出癌癥后，孫犁心境繁重，非常牽掛。10月14日，他在《史記》包書皮上記下：“鄒明腦中掏出腫瘤二，手術順遂傑出，系腦系科王主任所做，老魯所托也。手術時，老于一向在場，照料周密。現鄒明說話清楚，可慰也。”隨后又補一行：“疾病無常，鄒明發病前一日，尚在和面做飯。”[37]他與鄒明之間，在平庸如水的來往中，現實有了一種性命的聯絡接觸，對方已組成本身汗青的一部門。“回想四十年的來往，雖說不上深交，也算是相互清楚的了。他是我最接近的伴侶，最親近的同事。我們之間，初交以淡，后來也沒有年夜起年夜落的曲折變異。他不順遂時，我不在家。‘文革’時代，他已不在報社。沒無機會見對面地彼此停止批評。也沒有發見他在此外處所，用此外方法對我停止欺侮進犯。這就是很不不難，值得留念的了。”[38]
孫犁自言其年青時寫作，掛念較多，比擬謹嚴。到暮年，則任性婉言。《記老邵》寫報社總編纂老邵，頗有《史記》風度。
老邵是孫犁進城后的同事，直爽而有些剛愎，“想仕進，能仕進，會仕進”，既有行政才能和營業才能，同時也享用官威。
老邵在任上，是很威風的，人們都怕他。聽說，他當通信部長的時辰，假如和兩個科長磋商稿件，就歷來不是拿著稿子，走到他們那里往；而是坐在辦公桌前，召喚他們的名字，叫他們過去。升任總編以后，那氣派就更年夜了。報社新蓋了五層年夜樓，宿舍距年夜樓，步行不外五分鐘，他高低班，老是坐臥車
……老邵的辦公室，展著年夜紅地毯，墻上掛有名人書畫。編纂記者的骨干，都是他這些年親手練習出來的那批先生。聽說，一聽到走廊里老邵的腳步聲，都極速各回本位，屏息寂然起來。[39]
寥寥幾筆，就把老邵的性情勾畫出來。在孫犁看來，老邵人生的沉浮，并非關乎其才能，而與“下面”人事關系更年夜。五十年月中后期，老邵被撤職下放，文革中慘遭批斗。此次批斗，顯露了老邵堅強正派的一面。“有一天早晨，報社又開批斗會，我和一些人，垂頭哈腰在後面站著，突然聽到了老邵答覆題目的聲響。那聲響，仍是那么洪亮、干脆，并帶有一些上海灘的神韻。最令人驚奇的是，他的答覆，完整不像批斗會上的那種雙方認輸的樣子，而是像在不受拘束講壇上，那么義正詞嚴。”這個立場，招來拳打腳踢，“會場煙塵騰起，噼啪之聲不竭”，“老邵一向緊閉著嘴，一言不發”。文革后，老邵曾患半身不遂，康復不久，想再報答社做點工作，并斥責孫犁脆弱，寫文章不敢批駁社會實際。1990大哥邵往世，留下的遺言是不開悲悼會、不留骨灰。孫犁在文末點評道：“老邵為人，守口如瓶，恃才傲物，平生分緣不太好。但任務擔任嚴謹，在消息界頗著名看，其所培育，不少報界英才。我談不上對他有所清楚。但近年他屢次枉顧，絕對以坦誠。他的去世，使我黯然神傷，并愿意寫點印象云。”[40]這些漫筆，無論內在仍是細節，都不輸于任何小說，可謂今世文學精品。
四、秉筆挺書
被孫犁冠以虛擬之名的“蕓齋小說”，實是紀實，這一點他在不少場所都提到。1989年寫的《羅漢松》，主人公老張，實是其老同事王林。王林的反動資格和創作生活都比孫犁老，1933年孫犁向《至公報》投稿時，王林已在包含該報在內的報刊頒發短篇小說數篇，1935年出書了長篇小說《幽辟的陳莊》。[41]一二九活動、西安事情，王林都是見證人和介入者，還創作了表示西安事情的話劇《打回老家往》和《火山口上》。他也是俞啟威（黃敬）的年夜學同窗及進黨先容人，俞又先容藏書樓員李云鶴（江青）進黨，故小說中說 “20年月末，老張就和這個年夜城市束縛后的第一任市長，在一個支部運動。那時在這一支部的，還有‘十年女皇’”。[42]1938年孫犁參加國民自衛軍時，王林已任前方劇社社長和冀中文建會副主任，孫犁《<善闇室編年>摘抄》記錄，他1937年“識王林于子文陌頭，王曾頒發作品于《至公報文藝》，正在子文街上張貼市場行銷，招募劇團團員。”[43]自此，二人一向任務、生涯在統一個地域和範疇，王林掌管《冀中一日》征文，請孫犁來編。土改時王林任組長，曾對孫犁“搬石頭”。開國后王林和孫犁同住天津，來往頗多，王林日誌中有關孫犁的記錄，有二百七十余處、共十萬余字，[44]而孫犁分歧時代的文章中，也常常見到王林的名字。
小說描寫老張，“以他的資格，原來有很多機遇往做年夜官，他都沒有往做……終于以作家成分，了其平生”。[45]王林分歧于陳肇、曼晴，他帶匪氣，有些圓滑，故小說寫道：“他不愿到山里往，那里生涯太苦……他打游擊，不避階層嫌疑，常住在田主富農家里，這些人家，都有後代在外抗日。他到一家，年夜伯、年夜娘叫得很親切，既保險，又能吃到好飯食。他有時住在我家，我父親總要到集上往買肉”。“老張的口福，是著名的。抗每日天期間，我從路西回來，幫他編書（按：指《冀中一日》）。他們一天的菜金是五分，我是主人，三角，他就提出跟我合伙。……抗克服利后我回抵家里，父親給我燉了一個肘子，方才燉爛，他就從外村趕來了，進屋年夜笑著說：‘我在八里以外，就聞到噴鼻味了。’”“進城以后，他是市長的老伴侶，常常赴宴。探聽哪里有宴會，只需主客一方是熟人，他就跑往。“[46]孫犁對這類生涯細節誨人不倦地描述，有其緣由。孫犁父親很是節省，原做掌柜，抗戰迸發被辭回家，“帶著一家人東奔西跑，飯食也跟不上……舍不得吃些好的，身材就不可了。”[47]而王林年夜年夜咧咧，缺少諒解。“有一次，他（按：指老張）到路西往，父親托他帶給我一些零用錢，還叫老婆把錢縫在他的夾襖腋下。他到了路西，我已往了延安，他把錢也買了書。”[48]近年表露的王林日誌，可印證《羅漢松》的紀實性；而“老張”的處處蹭晏會，與“三年天然災難”饑餓有關，而那時孫犁正在各地療養。《羅漢松》對生涯大事的瑣屑較量，可懂得為小說細節描述的需求；孫犁對王林最年夜的不滿，是處世立場上。 “歷次政治活動，他都以老活動員，或稱老油條的工夫，順遂經由過程。土改時，他是組長，當然沒有題目。文明年夜反動初期，他應機立斷，以‘左’派姿勢，批駁了市文教委書記。在那樣人心惶惑的情形下，他一改常日的邋骯髒遢的抽像，穿上一件時髦的淡色簡直良的襯衣，舉止活躍，佈滿生氣，以自別于那些內心不安沒精打采的人物。“[49]孫與王，特性懸殊，處事作風背道而馳。孫犁另一篇文章說，“西安事情時，我有一位伴侶，寫了一個腳本，表演后，本身又用假名寫了長篇通信，在上海的刊物上頒發，對腳本和表演年夜加吹噓。抗戰時，我們閑談，有人問他：你怎么大吹大擂呢？他很天然地答覆：由於沒有他人給宣揚！”[50]這位大吹大擂的伴侶，應是王林。孫犁拘束、自律、敏感，王林不顧外表、擺佈逢源，孫犁對其“不只游戲人生，亦且游戲政治”[51]的做法，無法接收。小說寫老張對于勢力者，“他可以當著良多人的面，往拍他們的馬匹，插科打諢，目中無人”[52]。資格和見識比這些新貴高、而并不尋求官位的“老張”，確切是以笑劇的姿勢游戲人生。其“老油條”狀，有幾分像王蒙筆下的“劉世吾”。“當不少同業家破人亡之際，他的家庭，竟能堅持鐘篪不移、廟貌未改的狀況，這在全國也生怕是少見的”。[53]若何評價王林，孫犁也覺得欠好拿捏，故文末 “蕓齋主人曰”：“訂交過久，印象叢脞，不易下筆”。[54]這篇小說或許有成見，但所供給的活潑細節，卻提醒了王林性情和行動的牴觸性與復雜性，對于熟悉反動步隊中另一種常識分子，頗有興趣義。孫犁對其政治漩渦中“善泳”的感觸感染，對懂得王林幾十年修正《腹地》經過歷程中逐步損失自我、損失文學發明才能的喜劇生命運，也供給了參照。
孫犁有品德潔癖。他認可，“我有潔癖，真正的善人、壞人、君子，我還不愿意寫進我的作品。……一些人進進我的作品，固然我批駁或譏諷了他的一些方面，但我對他們依然是有情感的，有時仍是很迷戀的……”[55]是以，他的尖利譏諷，是帶著一份輕飄飄的汗青體驗與情感的。看王林在文革時代對孫犁的“檢舉”，并未羅織，基礎忠于現實——
孫犁也不愛好廣交，以前情感好的，一向堅持友誼。以前談不到一路的，永遠水乳交融。不以無產階層政治掛帥，不是用毛澤東思惟掛帥，而是用超階層的友情掛帥……
我感到孫犁對任務，非論是經由過程組織，或是為任務需求姑且拉夫，孫犁都是勤勤奮懇，努力而為之的。可是老是“同路人”的心境，也就是“四舊”中的“為伴侶謀而不忠乎？”的相助立場，兩條道路斗爭的覺醒歷來不高……
孫犁跟周揚、林默涵等文藝黑線頭子們的關系若何呢？據我所見到的，他們離開天津卻是自動找孫犁見會晤、聊下。可是孫犁對這種事能推就推。即使往了，也覺得是一種苦楚，還不如到水上公園往垂釣高興。[56]
那些佈滿時期特點的“帽子”，多屬性質并不嚴重的“四舊”。且在對孫犁與“文藝黑線”人物周揚、林默涵的關系題目上，王林以檢舉的口氣為孫犁拋清，其 “老油條”表面內的真摯和正派，可見一斑。
1991年1月15日，與孫犁瞭解半個世紀、已經非常密切的老友康濯在北京病逝。
從情感上說，康濯一度與孫犁“情同骨肉”，“從” 193教學9年春季和康濯熟悉，到1944年春季，我分開晉察冀邊區，五年時光，我們差未幾是旦夕相處的。”二人商討寫作，有很多配合說話。康濯對孫犁的作品很是愛護，孫犁回想說，“我的良多作品，頒發后就不論了，本身貪輕省，不記得書包里保留過。他都替我保留著，不論是單行本，仍是登有我作品的刊物。例如油印的《區村和連隊的文學寫作講義》、《晉察冀文藝》等，‘文革’以后，他都交給了我，我卻不拿著值重，又都糟踐了。”[57]1956年，孫犁暈倒，病情一度嚴重，康濯怕他從此不起，特地將其作品編選為《白洋淀紀事》排印。二人的通訊，孫犁寫給康濯的，都被康濯無缺保留；而康濯給孫犁的，卻在文革抄家時被孫家為逃難而燒毀，孫犁“總感到，在這件工作上，對不住他”。[58]
1950年月初，康濯政治位置擢升，1954 年任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黨構成員。1955年8月，作協黨組在北京召開擴展會議，批評丁陳反黨團體。孫犁作為天津代表列席，“大師都很嚴重。小組會上斷定誰往年夜會講話時，有人推我，我想，你對他們更熟習，更清楚，為什么不上？”最后，孫犁稱病推脫，中宣部一位擔任人（林默涵）說：“他身材欠好，就算了吧。”[59]孫犁如蒙年夜赦。而彼時，康濯正處于“兩條道路斗爭”的決定中，他曾在丁玲任所長的中心文學講習所擔負副秘書長。會前，他審時度勢做了檢查，會上，他表示也較積極。年夜躍進時代，他寫緊跟情勢的“放衛星”的作品。孫犁雖一向器重與康濯的友誼，但自康濯當官以后，他便與之疏遠起來。“我們交往少了，也很少通訊，有時康濯對天津往的人說：歸去告知孫犁給我寫信，明信片也好。但我很少給他寫信，總感到沒話可說，乏善可述。”《蕓齋書簡》中孫犁1946至1954年間致康濯信有七十多封， 1954年后戛但是止。暮年孫犁文集中偶見致康濯的零碎短簡，也屬禮儀性答問。對孫犁而言，他和康濯之間的“相濡相忘”，皆“時局使然”。[60]他自言“自幼忸怩，怕見官長。餐與加入反動任務以后，見了官長，老是躲著。假如是在會場里，就離得遠些，開會就趕忙走開”[61]，這與王林交接資料所說相符，聽說是受其父親影響。[62]不外，康濯去世的新聞傳來后，孫犁塵封心底的情感洶涌起來，很少流淚的他，眼里含滿了淚水，立即寫下《悼康濯》一文。康濯騰達時他疏遠，康濯不利后他不投石。在這篇弔唁文章中，他客不雅寫道：“康濯很聰慧，很活潑，有處事才能，也能連合人，那時就遭到沙可夫、田間同道等引導人的器重，他在組織任務上的才幹，以后也為周揚、丁玲同等志所欣賞。”[63]“他在晉察冀邊區，做了良多任務，寫了不少作品。那時的創作，此刻，我可以絕不含混地說，是像李延壽說的：潛思于戰鬥之間，揮翰于鋒鏑之下。是不平常的。它是當國度危亡之際，一代青年志士的獻身之作，將與平易近族束縛斗爭史輝煌永存”。[64]沒有凡是悼文的虛矯和夸張，且不回避談康濯后來的過掉：
至于全國束縛之后，他在任務上，容有掉誤；在寫作上，或有浮夸；待人處事，或有跋前疐後。這些都應當放在時期和周遭的狀況中斟酌。要知人論世，論世知人。[65]
在幾十年來“齊聲”歌唱或聲討的文壇，孫犁這一姿勢，其實不足為奇。
孫犁早期寫作，雖皆短文漫筆、平常人物，但那些熔鑄了作者性命和感情的滄桑汗青，回味彌久，味道愈濃。他秉筆挺書，漸漸道來，展示的就是一幅鮮活確當代中國常識分子的精力史。
注釋：
[1] 作者簡介：楊聯芬（1963-），中國國民年夜學文學院傳授，研討範疇為中國現今世文學，女性主義思惟史。
本文獲得教導部人文社科項目后期贊助嚴重項目“中國古代女性主義實際譯介收拾與研討（1917-1949）”，贊助。項目批準號：18JHQ003
[2] 孫犁《庸廬閑話·我的戒條》，《曲終集》第55頁，國民文學出書社2012年版。
[3] 孫犁《我與文藝集團》，《曲終集》第104頁。
[4] 管子言。孫犁原文是“寧獲咎正人，不獲咎君子”。
[5] 孫犁《書衣文錄·三唱集》，《孫犁選集（修訂版）》第2卷第401頁，國民文學出書社2004年版。
[6] 山東畫報出書社1998年版《蕓齋書簡》中，孫犁致邢浪潮的信有83封。但有文章表露，孫犁致邢浪潮信84封，邢浪潮致孫犁信90余封。拜見趙長青《同學美談：孫犁與邢浪潮》，《今世人》2013年第7期。
[7] 這兩個時光，分辨據“蕓齋小說”《老同窗》和《蕓齋書簡》中孫犁第一封信猜測。
[8] 孫犁《老同窗》，《如云集》第73頁，國民文學出書社2012年版。
[9] 孫犁《老同窗》，《如云集》第74頁。
[10] 趙長青《同學美談：孫犁與邢浪潮》，《今世人》2013年第7期。
[11] 孫犁《老同窗》，《如云集》第74頁。
[12] 拜見孫犁《老同窗》，《如云集》第73-75頁。
[13] 孫犁《致邢浪潮》，《蕓齋書簡》（下），524-528頁，山東畫報出書社1998年版。
[14] 鄭法清《悼念孫犁同道》，鐵凝等著《百年孫犁》第277頁，百花文藝出書社2013年版。
[15] 孫犁《致邢浪潮》，《蕓齋書簡》（下），524、532頁，山東畫報出書社1998年版。
[16] 同上，541頁。
[17]孫曉玲《逝不往的彩云：我與父親孫犁》，第161頁，百花文藝出書社2013版。
[18] 孫犁《<善闇室編年>摘抄》，分辨見于《澹定集》140頁，《陋巷集》3、4、14頁，國民文學出書社2012年版。
[19] 1994年10月10日，孫犁致邢浪潮信：“收到來信，知兄夏季取熱，已預備停當，甚慰。”《蕓齋書簡》（下），第568頁。
[20] 孫曉玲《逝不往的彩云：我與父親孫犁》，第159頁，百花文藝出書社2013版。
[21] 同上。
[22] 孫犁《小同學》，《有為集》67頁，國民文學出書社2012年版。
[23] 以下引文均出自《小同學》，《有為集》66-70頁。
[24] 孫犁《小同學》，《有為集》69頁。
[25] 孫犁《記陳肇》，《曲終集》13-16頁，國民文學出書社2012年版。
[26] 孫犁《記陳肇》，《曲終集》14頁。
[27] 孫犁《悼曼晴》，《如云集》31頁。
[28] 孫犁《悼曼晴》，《如云集》32頁。
[29] 孫犁《悼曼晴》，《如云集》34頁。
[30] 孫犁《文慮——文事瑣談之二》，《曲終集》68頁。
[31] 孫犁《記鄒明》，《如云集》第43頁，國民文學出書社2012年版。
[32] 孫犁《記鄒明》，《如云集》第42頁，國民文學出書社2012年版。
[33] 李村歌《秋天的回想——記孫犁》，《百年孫犁》第86頁，百花文藝出書社2013年版。
[34] 孫犁《記鄒明》，《如云集》第39-40頁，國民文學出書社2012年版。
[35] 李村歌《秋天的回想——記孫犁》，《百年孫犁》第86-87頁，百花文藝出書社2013年版。
[36] 孫犁《記鄒明》，《如云集》第37頁。
[37] 孫犁《書衣文錄·史記》，《如云集》第236頁。
[38] 孫犁《記鄒明》，《如云集》第41頁。
[39] 孫犁《記老邵》，《如云集》第61頁，國民文學出書社2012年版。
[40] 孫犁《記老邵》，《如云集》第59-64頁。
[41] 孫犁《蕓齋小說·羅漢松》，《如云集》第2頁，國民文學出書社2012年版。
[42] 孫犁《蕓齋小說·羅漢松》，《如云集》第2頁，國民文學出書社2012年版。
[43] 孫犁《<善闇室編年>摘抄》，《陋巷集》第5頁。
[44] 拜見王端陽、冉淮船編《王林日誌編錄之一：我與孫犁四十年》，北岳文藝出書社2019年版。
[45] 孫犁《蕓齋小說·羅漢松》，《如云集》第2頁。
[46] 犁《蕓齋小說·羅漢松》，《如云集》第3頁.
[47] 孫犁《父親的記憶》，《老荒集》108頁，國民文學出書社2012年版。
[48] 孫犁《蕓齋小說·羅漢松》，《如云集》第3頁。
[49] 孫犁《蕓齋小說·羅漢松》，《如云集》第4頁。
[50] 孫犁《庸廬閑話·我的自我宣揚》，《曲終集》56頁。
[51] 孫犁《蕓齋小說·羅漢松》，《如云集》第5頁
[52] 孫犁《蕓齋小說·羅漢松》，《如云集》第4頁
[53] 孫犁《蕓齋小說·羅漢松》，《如云集》第4頁
[54] 孫犁《蕓齋小說·羅漢松》，《如云集》第5頁。
[55] 孫犁《談鏡花水月》，《如云集》78頁。
[56] 王端陽編錄《王林的交接：關于梁斌、孫犁》，《新文學史料》2009年2期，131、132頁。
[57] 孫犁《悼康濯》，《曲終集》第18頁，國民文學出書社2012年版。
[58] 孫犁《悼康濯》，《曲終集》第18頁。
[59] 孫犁《關于丁玲》，《陋巷集》62頁，國民文學出書社2012年版
[60] 孫犁《悼康濯》，《曲終集》第19頁。
[61] 孫犁《庸廬閑話∙ 與宦海》，《曲終集》57頁。
[62] 王端陽編錄《王林的交接：關于梁斌、孫犁》，《新文學史料》2009年第2期，132頁。
[63] 孫犁《悼康濯》，《曲終集》第17頁，國民文學出書社2012年版。
[64] 孫犁《悼康濯》，《曲終集第18頁，國民文學出書社2012年版。
[65] 孫犁《悼康濯》，《曲終集》第19頁，國民文學出書社201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