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近代人文 陸寶忠
陸寶忠（1850—1908），字伯葵，號定廬，江蘇太倉人。光緒二年（1876）進士，改翰林院庶吉人，三年散館，授職編修，歷任國史館纂修、南書房行走、翰林院侍講學士、侍讀學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署禮部尚書等職，官至都察院都御史，并曾任湖南學政、順天學政及屢次兼鄉、會試考官、閱卷年夜臣等學差、考差，是晚清時代典範的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權要。
《陸寶忠日誌》（中國近代人物日誌叢書） 李子然、李細珠 收拾 中華書局2022年11月出書
陸寶忠勤于寫日誌，惜乎年夜多流失。《陸寶忠日誌》（中華書局2022年出書）編錄現存未刊底稿八種十四冊，起于光緒十一年八月初一日（1885年9月9日），迄于光緒三十三年十仲春二十九日（1908年2月1日），斷斷續續歷時二十余年，內在的事務豐盛，是研討晚清政局與社會變遷可貴的可貴史料。
陸寶忠所處的時期，是近代中國動蕩與變更的時期。他持久任職南書房、內閣、禮部、都察院等衙門，私密空間有較多接近慈禧太后與光緒天子及當朝王公重臣的機遇，可謂皇帝近臣、朝中權貴。作為晚贓官僚體系體例中的主要成員，他對時局的察看在某種意義上可謂時期的縮影。
陸寶忠現存部門日誌觸及晚清汗青上戊戌變法、己亥建儲、丙午官制改造、丁未政潮等牽動清朝政局變更的嚴重政治事務。盡管他可以近間隔察看這些政治變更，但他很是謹嚴，在日誌中字斟句酌，只是有所觸及而并沒有太多的記錄。對此，陸寶忠本身已經流露了心聲。光緒二十六年（1900）仲春初一日，陸寶忠記錄給老友張曾敭（小帆）寫信時有謂：“寫小帆信，中多傷時語，此后亦宜謹嚴，季世人心，不成不防也。（小帆乃素心人，屬其閱后即焚。）”可見陸寶忠并非淡然疏忽一切，實在毋寧說他是一個很敏感的人，只因其對時局的判定不容悲觀，深動人心莫測而不得不兢兢業業。正由於陸寶忠相干記錄的文字未幾，可知其下筆時是若何精益求精、擺佈衡量，這般發自肺腑的穩重表達，其所流露出來的蛛絲馬跡，或允許謂其心坎不雅感的真正的寫照，因此益顯可貴。
關于戊戌變法。那時陸寶忠丁母憂賦閑居京，其日誌簡直沒有記錄變法的舉動，有少許觸及政變的文字，都是用小字寫在天天日誌註釋中心或后面，顯然是事后補記。如光緒二十四年（1898）八月初四日，“今日慈圣自園還西苑。”初六日，“今日拿康無為，已先日出京矣。”初九日，“今日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拿問，電旨拿梁啟超。”十三日，“今日康廣仁、楊深秀、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處死。”只是簡略記事，沒有任何評論。
盡管這般，但陸寶忠對于變法之事并非無動于衷。有兩則日誌可見其對變法的憂心：一是昔時七月十八日所記看湯壽潛《危言》的感觸感染，有謂：“午后，看湯蟄仙《危言》，可采處多，然亦有墨客之見，能說不克不及行者。世變至今，真五千余年第一創格，天殆將混一全球乎？然中華平易近智未開，人心太壞，大難將臨，其慘殆不忍言，不知我生能免見之否？”二是七月二十三日瀏覽《宋史》王安石變法的感觸感染，有謂：“閱《宋史》荊公變法，援用君子，卒釀徽欽之禍，當時宋尚承平，且有君子與之爭辯，荊公雖固執，而其學問甚辨博，貽禍且然，況遠不如彼者乎？”顯然是針對時勢有感而發，並且對康梁變法共享會議室并不滿足。
后來還有一些日誌，也可見陸寶忠對于康梁變法是持否決立場。光緒二十五年（1899）八月初三日，“看湘人所刻《翼教叢編》，彼康梁固惡貫滿盈，而刻書者事后自居正士，還是一派名利雙收之心，未可為真正人也。”十月二十八日，“在稚夔處借梁啟超著《戊戌政變記》，閱之，令人憤憤。”十一月二十九日，“訪燮老，……往夏參康片引喻確切，臨遞時抽往，難免有張望之心，殊惋惜耳。”光緒二十八年（1902）七月十六日，“季樵來答，憶戊戌初變法時，見其熱中，即屢規之，今罷官以山長自活，亦不幸已。”說康梁“惡貫滿盈”，看梁啟超著《戊戌政變記》很生氣，可惜孫家鼐（燮臣）昔時參劾康無為臨陣撤退，屢阻王季樵（錫蕃）介入變法，均表白陸寶忠與康梁不是同路人。
關于己亥建儲。陸寶忠服闋之后重回南書房不久，近間隔察看了冊立年夜阿哥典禮。光緒二十五年十仲春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記錄：“晨起。先祭神畢，進直。辰正初刻，偕同事至瀛秀門外服侍。巳初叫起，同詣儀鸞殿東熱閣。太后、皇上并在南窗北向坐，阿哥侍立在太后旁。諸臣齊跪。太后玉音甚低，聽不分晰。上親遞紅絨結頂帽，令阿哥換戴，免冠碰頭后，太后命：‘先與我叩首。’阿哥叩首畢，復向上叩首，陪侍立在旁。太后將朱諭交慶邸，令諸臣同閱。即出，在外略待，同至軍機聽起屋內恭閱畢，復同至書房吃飯，散。企盼天顏，清已甚，不由泫然。回后摒擋瑣事，寫劬庵信。鎮日自我陶醉，國運至此，后憂方年夜，何命途多舛耶。”這則日誌流露三個主要信息：一是慈禧太后很是強勢，冊立年夜阿哥是其強勢所為；二是光緒天子很不幸，陸氏共享空間深表同情；三是陸寶忠對朝政很是擔心，暗自慨嘆遠景不妙。
關于丙午官制改造。官制改造觸及人事設定與權利分派，各派政治權勢明爭暗斗。陸寶忠深為憂慮，光緒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二十四日誌載：“適徐菊人來，談東三省情況甚悉，俄之氣魄最年夜，日之心志最齊，吾則事事腐朽，受制于兩年夜，已無自強之看，而京中士年夜夫不知公益，不思國恥，專為蠻觸之爭，可為嘆息仇恨！”
關于丁未政潮之后的政局。光緒三十三年（1907）蒲月產生丁未政潮，奕劻、袁世凱權勢擊敗瞿鴻禨、岑春煊等人，進而堅固把握清朝中心政權。陸寶忠站在同情瞿、岑的角度，對奕、袁權勢頗為不滿。其七月二旬日記錄：“薄暮，馬景山軍門（玉崑）來拜，談時勢，亦知當國者無主宰，用人不妥，專以慌張無據之言哃喝兩宮，年夜局殊為可慮如此。武夫所見這般，則當局之不愜人看可想矣。”在此他借馬玉崑之口，批駁“當局之不愜人看”。七月二十六日，陸寶忠從邸抄看到年夜學士張之洞、外務部尚書袁世凱均補授軍機年夜臣，便收回“從此朝局將年夜變矣”的感歎。陸寶忠煩惱袁世凱進樞之后與首席軍機年夜臣奕劻狼狽為奸。七月二十八日誌載：“北洋楊士驤署，川督放陳小石，鄂督趙次珊調，張小帆調蘇撫，馮汝骙驟得浙撫。此皆項城之措置也。時局至此，公用私家，所謂勵精圖亂，破格用己，甫在朝柄，即決然為之，勢不至亡全國不止，可為痛哭！”袁世凱甫進樞，便在督撫中安插私家，使陸寶忠頗感政局可危。
激烈的“季世”感。這是陸寶忠切身經過的事況與近間隔察看政局變更及社會變遷的深入而苦楚的體驗。治近代史者往往津津有味同治六年（1867）兩江總督曾國藩與其幕僚趙烈文之間那段有名對話，并驚嘆趙烈文對清朝國運驚人的猜測。
據趙烈文日誌記錄，同治六年六月二旬日（1867年7月21日）晚，曾國藩與趙烈文閑聊，“言得京中來人家教所說，云京都景象甚惡，明目張膽之案時出，而商店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褲，國困民艱，恐有異變，何如？”趙烈文答覆：“全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尚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風聲鶴唳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最基礎顛仆，而后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蹙額很久，再問：“然則當南遷乎？”趙答：“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
實在，在晚清時代，清朝統治在內憂內亂之中搖搖欲墜，有識之士對國度前程與命運深感憂慮缺乏為怪。光緒二十五年十仲春（1900年1月），張之洞就曾致書保守派首級人物年夜學士徐桐年夜發警世危言：“若不急謀自強，恐有再圖十年之安亦不成得。”
陸寶忠日誌則有多處流露清朝國運將盡、已到“末造”“季世”的悲憫心態。光緒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二十七日，“燈下，仍看《政書》（引者注：《胡文忠公政書》），不由感歎系之。當咸豐末年，粵匪踐踏半全國，繼以庚申木蘭之狩，年夜局朝不保夕，然卒才能持危局，馴致復興者，以外有胡、曾諸公（文忠為首功，惜年不永，然範圍宏遠，志慮忠純，勘定西北，皆基于此。是為不世出之杰，曾尚亞之，左以下無論矣），內有恭邸及李文清、文文忠皆力主公平，不掣將帥之肘。今時局日非，設胡文忠生此時，恐未必能行其志，況顛三倒四乎？當日人心吏治已日非，亦尚未落今之甚，今糜潰至不成整理矣。內亂內憂，相逼而來，必至內耗由內亂而起，內亂即乘內耗而來，瓜分豆剖之局成矣。華夏兆姓將為人之魚肉，為人之奴隸，為人之狗彘，今生平易近以來未有之劫也。欲挽回之，非改弦更張，力持定見，齊心合力，濟以猛毅不成。先節國用，求將才，清吏治，結民氣，庶有支持之看。生非當時，體又日弱，此恨殆付之終古矣。漫記于此，以寄吾悲憫之心。”光緒三十二年（1906）閏四月初旬日，“得王紫翔信，謂吾婁三百年來，以京官躋一品者，惟王顓菴一人，今繼其躅，務善自建立如此。顓翁當康熙盛時，雖以建儲惹惱，而全國想看豐采。今當末造，內憂內亂，相逼而來，自問既無學問，又乏經濟，浮沉其間，徒速官謗，可愧可愧！”光緒三十三年十仲春二十四日（1908年1月27日），“薄暮，夢陶來談，亦述陳瑤圃之言，與鳳老所云合適，斷無再出之理。宦海風浪，古古人經此者不少，惟須心有掌握耳。所述蘇省公呈，請親貴出了路事，聞之可嗤。季世人心這般，焉得不敗？”
陸寶忠暮年“以朝局日壞，益形憂憤”，于光緒三十四年（1908）四月病逝，當時距清朝覆亡僅三年多時光。應當說，其多年來“季世”感的正確度并不亞于趙烈文隨口一說之猜測。
（作者單元：中國社會迷信院近代史研討所）
